中国古典学的开阔视野与包容特征

中国古典学是在西方古典学传播与影响的基础上提出的，也是在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型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在当代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及呼唤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大背景下出场的。中国古典学的构想包括了两个基本的维度，一是从现代学术研究以及学科形态来理解和阐释古典文明的遗产，尤其是那些带有文化根源性意义的古代典籍，也就是打通古今的问题；二是以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而在方法上却是中西杂糅的，既有传统，也具现代色彩，这就需要比较中西，处理中西融合的问题。正是在古今中西交汇的基准点上，中国古典学才找到了它的学术目标和学科方向，并呈现出未来可期的发展前景。

中国古典学的提出显然和西方的古典学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我国传统学术中并没有古典学的说法，更不用说作为一门知识体系的古典学了。随着西学传播，特别是现代知识形态的逐步扎根和制度化，古典学才渐渐地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并且和我国传统的学术有了类型上的比较，由此生发出许多联想，乃至进行创造性的融合工作，这才一步步地走向中国古典学的成立。

偏重于历史文献整理与考证的定位，使得中国古典学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旧有的学问形态，它的叙事内容是古代的，在形态上与前代（清代考据）亦有相似处；但在性质上却完全是现代的，与西方传来的学科形式可以联通起来。另外，用古典学来代替四部之学，儒家的独尊性便不复存在了，它与诸子乃至于佛道二教都处在平等的地位，故而经学也就被更为广阔的古典研究所取代。经过现代的调整之后，经学由传统的主导地位变为普通的历史材料。这样一来，包括经学在内的古代学问也就自然变成了文献学的研究；而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这便相当于西方的古典学。

从中国古典研究的传统而言，注经实践活动经过长期的积累，在方法论上可以不断总结，最后达致一套可验证的操作技术，这一“工具性”的面相比较符合科学实证的要求，故而在现代学术转换的过程中被着力地引向语言文字学、文献学等，这是很自然的。但传统古典中被现代科学理念所遗弃或者遮蔽的部分，可能恰恰是充盈着人文主义色彩的内容，也最能够与古典学的原初精神相呼应，因为近代古典学的兴起，恰恰是为了冲破实证主义和科学方法论的独断与笼罩性。和文献考据的指向不同，这种“非客观性”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自我”的体证，充满了个人情趣、艺术感和不确定性，与科学实证的要求有着明显的距离。但这种哲学性的“自我”理解活动，恰恰孕育着时代的创造精神，因为古典的意义正是在自我生命的体验当中得到确证和升华的。通过对自我处境的理解，古典的价值和当下的文化使命能够结合起来，以活化传统的意义。即如福柯（）所说的：“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体系、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因此，对历史说来，文献不再是这样一种无生气的材料，即：历史试图通过它重建前人的所作所言，重建过去所发生而如今仅留下印迹的事情；历史力图在文献自身的构成中确定某些单位、某些整体、某些体系和某些关联。”（福柯：《知识考古学》）在人类历史上，能够持续提供思想演进与文明成长的共识性元素，是古代经典最为重要的特征，而这些元素的增强和力量呈现，又是在后人不断的理解与解释之中得以实现的。所以，我们对中国古典学的构建，除了文献学的思路之外，也应该接纳哲学诠释的内容，以使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2024年10月26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