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 襄:大兴安岭森林区散记 （昔日旧影）

大兴安岭森林区散记（昔日旧影）

朝襄

流送木材的工人们

大雁早已飞过了大兴安岭森林。五月的时候，大兴安岭森林区流露着初春的气息，冬天的酷寒已悄悄走开，和暖的风已吹过来了，走到哪里，也看不到积雪;河水赶走了冰排，在河道里安详的流着;白桦和落叶松，结束了漫长的冬天的睡眠，吐出了嫩芽，由这处望过来，一片苍绿。

大兴安岭的腹地——图里河作业所得工人异常的忙碌;一场紧张的战役---流送作业已经在这里开展，冬天采伐的木头，由森林深处，连到了河岸，一根根推进水里，流到数十公里外的伐木场;火车再把它们载运到全国各地去。

就在这时候，我来到这里，和流送工人们生活了一些日子，同这些人相处的日子里，我无论如何不能压抑住内心的激动，我觉得，他们是很可爱的，都对得起是祖国建设得英勇的战士。

当一根根木头，推进水里，漂上来向下游流走的时候，流送工人便一批批地沿着河堤出发了，他们手里，都拿着刨钩，他们的任务是，巡视水面，看到木头被浅滩拦住，或者是几根木头卡在一起，不流动的时候，想法子把它支开，保证顺顺当当的流到伐木场。

在图里河两岸，有成千的流送工人，在忙碌着，这条河流由几十公里长，分成了若干段，每段十多公里远，住有一个中间的工人，在这个段里，又分成了若干小段;二十几个工人负责小段的流送工作。

我是跟随最后一批流送工人出发的，在这批工人里，我和金三柱最熟，他是个蒙族人，劳动模范。顺着河堤走下去，水面不时激起浪花，木头撞着什么了，工人们走的很快，我由慢步走变成快步走，后来简直跑起来了，开始的时候，我安慰自己:工人们走惯了呀，我不惯那，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我急跑了几步，跟上了金三柱，他回来下头，对我笑了笑，我便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倒也是”，金三柱说“不过，是这样啊，我们大多都把全部精力放在流送上了，眼睛紧盯着木头，看他是不是乖乖的流走，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是不是在走路呢，走得快慢呢，都不大觉得。”我同意金三柱的这个说法，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当你在绞尽脑汁为什么东西的时候，不也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时间过去了很久吗，道理就是这样的。

我和金三柱边走边谈，大概走出来半公里路，突然，前面有人大声说话：“看，吊死鬼又捣蛋了。”“在那里”“对岸边，那不是吗？在那棵白桦的下面。”大家跑起来了，我本想问问什么是“吊死鬼”，没有来得及；我也跑开了，跟在大家的后面。

紧靠对岸边，有一根木头在水面上露着头儿，后面流来的木头碰上他，停住不动了。又撞上来一根，越来越多，一会儿的功夫，就堆积了十多根，大家跑到地方的时候，已经二十多根了。河面有十几公里宽，这还没什么关系；深浅就摸不准了。涉水渡到河岸边，谁又敢说不出危险呢。若潜到对岸，浅滩又在哪里？又要绕出多远，很明显的，时间已经不允许这样做。大家顾不得这些了，像战士们冲锋陷阵似的，扑通扑通的跳进水里，到河心的时候，水已没到大腿根。我犹豫了一阵子，也跟着跳进去了，这时，有个工人回过头，对我大喊了一声：“别来，流来的木头会撞到你的，这得了啊，快上岸去。”我停住了脚步，后退到岸边的浅滩上，哎呦，这水可真凉，才多大一会啊，就凉透了骨头。咬牙，还是不行，我苦笑的退到岸堤上，半天不想说句话。

工人们已经涉到对岸了，在水中围住那根露着头的木头，用刨钩，“哎嘿呦，咳咳呦”的往旁边拉，那根木头慢慢的挪动，我站在这岸的边上，观看着他们，我在想，他们不怕水凉吗?

那根木头支开了，后面堆积的木头顺顺当当的流走了。工人们上了河堤，站在岸边，目送着木头流下去，随后又往前走开了。在有浅滩的地方，我躲着流动的木头渡到了对岸。他们回答了我的问题。一个看来年纪不大工人，一边比划一边说:“水真凉啊，我们可不怕它”“开始的时候，谁也不习惯。”金三柱接过来对我说，“刚来的时候，我真想哭啊，还打过不干回家的念头，水真凉啊，脚都插不下去。后来大家告诉我，慢慢就会习惯起来的，真的是这样，这两三年，我已经习惯在水中工作了，并不觉得水怎么凉。”

说话之间，对面走来了一个工人，他们是走到了所管辖的尽头所返回来的，继续往回巡视水面的，大家站住打了招呼，就又分手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了解了什么是“吊死鬼”，在推进水中的明天里，绝大部分顺顺当当的流进了伐木场，有些木头，一推进水里，就沉底了，在河底经过多长时间，向前流动一点，不知什么缘故，一头露出水面一头沉在河底，在水中斜立着，形成个障碍物;工人们管他叫“吊死鬼”。

据他们告诉我，刚才所碰到的“吊死鬼”，还不是太厉害的，去年流送时候，工人们碰到了最厉害最叫人讨厌的吊死鬼，金三柱参加了那次拆除“吊死鬼”的作业;他带的贡献最大。

去年不像今年，那时候图里河水非常湍急，也很深，晌午时候，工人们发现了“吊死鬼”创下的大祸:堆积对的木头足有一公里长，几百根木头停住不动了。

金三柱和大家一起跳进水里，拆除“吊死鬼”，那个木头是真正的祸首呢:有些后流来的木头，也有斜立着的，横七竖八，积成了一堆，虽然费了很大的力气拆掉了几根，但毫没有效果，如果拆掉了真正的祸首，只这么一根，就解决了大问题:这一公里长的堆积的木头，顷刻间就流走不剩，在水中工作很危险，要特别留神，不然，碰上激流下来的木头，生命就有危险，在水中时间不能过久，因为水实在太凉，忍受不了，拆会儿，到岸上歇会儿，拆啊，找啊，真正的祸首还是找不到拆不掉，金三柱很着急，耽误一会儿，不知又有多少根木头堆积上来，他每次休息的时间都很短，就又跳进水里;后来总算找到了真正的祸首并拆除了它，成堆的木头流走了。

这些人，为什么如此忘我的工作呢？晚上，在暖和的工作棚，大家给了我明确的回答：“为的国家建设嘛。”“早实现社会主义吗”“好多盖工厂”“为了毛主席”“让大家过的更幸福”我多么激动啊。

昼夜看守水坝

在牙克石内蒙古森林工作管理局的时候，就听说今年因为天旱，河水很小，流送工作很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河道修条水坝，积蓄河水，以坝水的冲力，来进行木材流送。

在图里河流域，每隔十几公里或二十几公里，这样的水坝已经修了好几座。

从图里河车站往东十几公里，有一个地方叫贝拉汗，图里河森林工业管理局的流送车间办公室就在这里。离贝拉汗半公里，图里河水由东往西流着。一天清晨，我沿着图里河岸往上游去河的两岸是一片白桦和落叶松，长长的树影子浮在水面上。在一棵落叶松后面，小松鼠露了下头，又不见了。不知名的鸟，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叽叽喳喳歌唱。

走出一公里，在南岸边，白桦和落叶松围绕着的一块空地上，有一个用木头堆成的小房子；在河的腹心，躺着一座水坝；坝顶上不时的有人来回走动。

我猜想，那个木头房子，可能就是看守水坝的工人们睡觉的地方，便走了进去。奇怪，怎么没有一个人呢？炕上，铺着三床被物；墙上挂着时钟，和三盏灯笼。由小房屋走出来，想到坝那看看。

我站在坝的一端，看着在水面上浮动的木头。有个工人向我走来，问我有没有防火证，他说，没有防火证，是不能随便走动的。我把防火证拿给他看，随后说明了来意。

这个工人，看来年纪也就是二十岁上下，向我自我介绍，说他叫姜青林，是在这里看守水坝的。他又介绍说，除了他，还有两个人：一个叫王永珍，今年五十五岁，从二十一岁上就在林区当工人；一个叫姜富，是个劳动模范。

王永珍地脸，晒得黑红，身体挺健壮，在坝口附近，往草袋里装沙子，我走过去的时候，他停住手，笑着。姜富在坝边上，堵一个漏口，他先放进了两袋沙子，还滴滴答答流水，又抓起几把草末子塞上去，嘴里直叨叨：“我就不信服你这个洞，塞，塞，看谁能制服谁。”看见我，便走过来打招呼。我们很快的就混熟了。

“半夜也起来看坝吗？”我问他们。“怎么不看呢。”姜青林抢过来说：“我们三个，轮流值夜，昨天晚上是姜富来的。”我问姜富怎么还不去谁？他说：“不忙，一会睡不晚。”我这才注意他，他的两个眼睛红红的，过了好久，他才去睡。

一白天的时间，他们都在坝上消磨完了。不知什么时候，水就把坝底冲开个小口；这种时候，我们就得赶紧堵塞住它。这没有什么时间上的规定，谁能知道在什么时候冲开口呢。一白天，他们都不能坐下来歇歇，总的这走走，那走走，看看这里，看看那里。“去年这时候，流送任务都快完了，”王永珍说：“今年因为天旱水小，还差老鼻子呢，任务的完成，全靠水坝了，若不好好赡养着他，能行吗。”

夜里，值夜的人，不管外面风多么大，多么的冷，多么的黑，提上灯笼，每隔一小时到堤上查看;水大的时候，半小时出去一趟。怕万一睡着了，把闹钟调好，闹钟一响就出去。有时候就不按闹钟出去了，瞌睡的很，但意识不十分模糊的时候，赶紧跑出去到坝上转转，就清醒过来了。

虽然是春天但大兴安岭森林区，夜里披上棉袄，也有些寒冷。只要一刮风哪怕是很微小的，森林中便传出阵阵的树林摇动的声音。若是漆黑的夜，没有月光也没有星斗，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在这种地方，灯笼的光线，显得非常的微小;在坝上若是不当心，又掉进水里的危险。在这夜里风在林中呼啸，任凭怎么呼啸，也不会有人过来搭救。

一天夜里，真是王永珍值班，过了半夜他提这灯笼看坝去了，这是一个漆黑的也，没有风，只听见脚步踏地的声音。他看了坝顶回过来，把灯笼紧贴着坝边查看坝底，听见了哗哗的流水声，他动了;又往前走了几步看见了流水。这样河水大坝口被冲开了一道口子，有脸盆那么大，这种口子不急刻把他堵住，会一阵比一阵大，积蓄了一夜的河水，将在几小时内白白的流掉。

王永珍虽然已经年过五十，把开双腿一步并作三步的，跑回了房屋。刚过门槛就大声疾呼:“不好了，快起来，坝绝了个大口子流水了”，声音还没落地人就跑出去了。

“啊，快，快走”姜青林这小伙，动作快，提起裤子抓起棉袄，抱了几个空沙袋子就跑出去了，紧跟着姜富也跑出去了。

在沙堆装满了袋子，扛上坝顶;沙袋子都不下二百斤。他们脱掉棉袄把沙袋子扔进河里，随后，顺着梯子和绳子，下到水里用脚挪动沙袋子，堵漏口。那个艰巨的程度是不难想象的，进展很慢，漏口一阵比一阵大，水的冲击也越来越猛。

天渐渐发白了，他们坚持了四五个小时，漏口被堵住了。走上坝顶觉得浑身发软，骨头节像是被散开了似的。坐在坝顶上深深地吸了口气，眼睛无力的瞅着水面，但心情却格外轻松。就是现在他们三个一回忆起那夜，也会觉得精神紧张。王永珍说:“着那个急上那个火呀，就不用说了。”

到了一定时间，开坝，汹涌得水卷起浪花，，滚滚翻腾顺着河道流下去。成批的木头卷在水中，通过坝口流走了。他们三个人站在坝顶上，这才敢松口气。心里又说不出的高兴，好像去掉了一块心病。这种喜悦虽然是暂时的，因为放完了这坝水又要积蓄第二坝了，但毕竟还是又向前进展了一程。

在一个伐木场上

在图里河车站下车，整理了下行了，我们看见，在距离站台不远的地方，或许是半公里吧，有座长长的桥横在空中，那上面有很多人在来回走动。我们很奇怪那是座干什么的桥。

按理说桥应该搭在河上，可是在那座桥的下边还有很多人忙碌着；这桥看来离地面很高。我们讨论了半天，谁也不敢肯定那是什么桥。下车的人已经走光了，服务员催我们走开，没来得及打听就苍苍促促的离开了车站。

在图里河森林工业局，我们知道了那是南伐木场的天桥;有六百米高，半公里多些。说了，这个伐木场还不是最大的，但有几十万根各样规格的木材。我们很想看看这个伐木场，决定当天休息次日去参观。

再往南伐木场的路上，其实离得这很远呢，就听见机器转动的隆隆声，走进了的时候，我们被这生动的场面触动了心。

伐木场的东边是图里河，图里河水在它的上游和中游，是由东往西流，到了这附近，拐了个弯，是由南向北下去了。那河面上可以说有些地方看不见水，大的小的长的短木头，一根紧挨着一根躺在那，踏着渡到对岸都行。那个天桥的一样紧靠着河对岸，和河堤拉平了线，慢慢升高，在三十多步远的地方，变直了，高出地面十来米。天桥两边的地面上，是按这各种规格堆着的木材，都像座小山。

我们上了天桥，上面铺着两条小道，搬运木头的推车，来回奔忙。出河机的传带，从河里把木头一根一根的传送到天桥；有传带的地方又比河面高了些，传带的两边工人们又把木头按不同规格分开了，装上推车运走。这半公里长的桥上，分成了若干段，每段都标记着木头的不同规格，按不同标记，把各样木头由天桥扔下去。在下边，搬运工人们又把分成规格的木头抬到指定地方去。

在天桥上工作的人们，都很劳累，拿检尺员来说吧，他们蹲在出河机带的一边，用尺量木头的规格，每一分钟里传送带输送来几十根木头，如果跟不上，就得停机器，所以动作要非常迅速，还不许出错。我站在他们旁边，看了好大一会儿，这根木头刚刚量好，那根木头又上来了，这天，太阳狠毒，他们脸上冒着汗珠。我问他们累不累？他们说，，到下边看看吧，那些搬运木头的工人们才累呢。

在地面上搬运木头的工人们，有好几百，他们八个人算是一组。木头被抬起来以后，这八个人每次抬一根木头，一根木头有多重呢，一根不下四五百斤，在轻些的，四个人抬。木头被抬起来后，组长领唱其他人呼喊，这样是为了大家步伐一致，步伐要是乱了，不尽会感到劳累，行进速度也会变慢。搬运工人的呼喊声，和机器转动的声音，绞成了一片。

“我们一整天”，一个叫王友德的工人和我说:“都用汗水洗澡”，我摸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王友德一解释。就弄清了是怎么回事，搬木头是完全的体力劳动;是用浑身的力气来完成任务的。他们的身上汗水流不断，汗衫都湿透了，用他们的话说，都成了“水鸭子”。王友德原是个农民，他和别的人一样，听从祖国的召唤，来林区当了工人。起初，这种繁重的劳动，他有些吃不消。他和大家一起克服了困难，坚持了下来。眼下，他对这个工作，产生了情感，一天不抬木头，肩膀就发疼，搬运工人们的肌肉都非常结实，握起拳头来就像小锤子似的，胳膊上的筋肉鼓起多高，捏都捏不动。

有一组工人抬着木头从我前面过去，他们八个人步伐非常协调腿间距离大小都差不多完全一样。这重活大家要很好配合不能偷懒，也不能单独一个人猛干。假如有一个人偷懒，抬起来的木头也会失去平衡，跌下来就不一定要落在脚上。一个人猛使劲也是不行的，用工人们的话说，大家要齐着劲匀着来，不然，一整天的活，在开始的时候劲就使完了，还干不干了呀。

搬运工人们还告诉我，装车工人们活更难，干得了搬运的不一定能干得了“装车”；装车的工人，一般都是干了好几年搬运，而后转业的。

在这个伐木场的中心地方，有一个防火楼立在那，有二十米高，上到那上面可以看到伐木场全景。机车牵引好多车皮，开进伐木场。把车皮一辆辆甩在规定地点，又开走了。装车工人们往车上装载木头，车距地面一人多高，那个踏板很陡。装车这种活要求每个工人要高度密切配合，有一个人错了步子，哪怕是一小步，或者是半步呢，就会连人带木头从高处滚下来。发生伤亡事故。装车比搬运费力气，搬运是在平地上走，装车时踏着模板往上走，每往上走几步，都要付出全身的力气。

木头装好车，机车便开进来了，把这些木材运到内的去，支援国家的各项建设。

由各个地方，来到这里参观的人，都被这种紧张的劳动场面吸引，不愿走开。这地方，位于祖国最北方的大兴安岭森林中，想象是很冷落的，但只要在这呆上片刻，就觉得和想象的完全两样。会下这样的结论，原来在这样偏僻的地方，有这么工人，为着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辛勤的不辞劳苦的在战斗着。

保卫祖国资源的人们

在大兴安岭森林区走访期间，印象最深的，是人们以那样高度负责任的精神，防着火灾的发生，保护祖国的可贵资源----森林。

森林中的城市---图里河所有街道的两旁，隔不了几步远，就立着个木排，上面写着字句，提醒着人们注意防火，不准在外边吸烟弄火。“护林防火，人人有责”“饭可一日不吃，火不可一日不防”在过往个地方的公里两旁，这样的木板不多远就会出现两张，看着这些有力的字句，任何人都会在他的思想上]重视起防火。

我们有图里河森林工业局往流送车间去，一路上，碰上了好几个岗哨，任何人经过这里都要交出防火证，并接受检查。我们在启程的时候，把所有的兜都检查了一遍，怕带上火柴进入，，这样是不允许的。像我们这样吸烟的人，更应该多加注意，在这周围都是树林的地方，弄火吸烟很容易引起火灾。

我们坐在四轮马车上，正打算睡觉，晕晕沉沉的刚进入梦想，忽然，车子停了，有个女同志走进车旁，叫我们下车以便检查，在我的思想意识中，说句实话，是有些烦，但不下车是不行的，下了车交出防火证，并说了句“身上并没携带火柴”，那个女同志微笑着，我想这么一说他就不会检查了，减少点麻烦，她把防火证还给我就开始检查，可真仔细，即使是兜里有根火柴头，也能检查出来，“同志”，那个女同志说:“你们可以走了”，我们才有继续赶路，坐在四轮马车上，我想那个女同志是对的，她尽到了自己对保护祖国森林资源的责任，我应当觉得自愧。

那些站岗的，大部分是女的，刮多大风他们也坚持站岗，我曾访问过许多站岗的女同志，他们说，外面的风越大觉得自己责任越重，因为在外面这种天气里，更容易发生火灾。在他们中有孩子的母亲，有年以五十的老太太，也有年轻的姑娘，金淑媛，是个朝鲜族，已经是死过孩子的母亲，最小的刚满一岁，站岗的时候她把最小的孩子，背在背后，哼着摇篮曲，孩子醒来哇哇哭的时候，他就来回游动，或者是喂点奶吃，他从没有在站岗的时候，因为孩子哭闹回家，他都想法子坚持了下来。他和这无边际的大森林，有着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他丈夫在一个伐木场当工人，大森林养育着他全家。

他觉得也应该为祖国森林的安全做贡献。北伐木场的主人叫白桂珍，检查各部门和各居民家防火设备的责任。在我访问她的时候，他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看起来，一起一走都很困难。可是，每天还照例到各处去检查。别人让他多休息找人替换她，都被他拒绝了。他说:“我还能动弹，不叫我工作，我是很难受的，到了不能动弹的时候再说”，有个同志告诉我，白桂珍同志可是个好样的，他每天挺着个大身子，到处走。查看防火设备完善不完善，比方说，有一家居民防火桶里的水不多了，他就告诉说:“大嫂子，桶里没水了，挑点水吧，可不能大意啊”，白桂珍同志说了这样一句话，虽然很简单，却让我感动了半天，她说:“平时不注意一旦发生火灾，不就抓瞎了，老让我休息呀休息呀，到了那时候什么都晚了”

那些在大兴安岭里工作的会吸烟的工人们，都养成了防火的习惯，在工棚里的时候他们吸足了烟，到了外边一点的不吸，烟瘾非常大的时候，咬着嘴唇忍着，我问他们能忍吗，他们给了干脆的回答:“吸烟当紧呢还是保卫森林当紧呢”。

我走了很多地方，也听到了不少防火小故事，有个从外区新来的干部，他知道林区不准带火柴，但为了“方便”，买了个自来火，他想这比火柴安全的多，不用的时候，把盖一和，怎么着也不会出事的，有一天，被一个居民看见了，那个居民认为，这同样是不允许的，当下，这个干部没有接受意见，连讲了一通道理，但是那个居民觉得自来火和火柴没什么两样，这是火源，是不应该带在身上的，这个干部后来承认了自己的错，这件事传说了好久，原先和这个干部同样带着自来火的人，都把他放在家里使用，身上不带火源。

北伐木场的记账员丁明会，一天上街，碰见一个人一边走一边吸烟，他本想扭头走开，不要管这事，但是，责任感使她扔掉了错误的思想，上前劝告了那个人，那人不服气，嘴里还叼着烟，不理碴，还大发雷霆的说:“你管不着这一段，想抽就抽，出了事我负责”。一股火冲上了丁明会的脑子，他想大声谴责那人有觉得不对，便压住火，耐着性子说“森林是国家的财产，不能因为我们个人一时大意，受到损害，你说你负责也对，那你就对国家财产安全负责吧不在外边吸烟”哪个人不爱自己的国家呢，那个人明白了道理，把烟熄了，还和丁明会握手，感谢对他的忠告

在上面所写下的，不过是我在大兴安岭区走访期间，眼见耳闻的许许多多的事件中的几件，虽然都非常平凡，但就是因为这许许多多平凡的事迹，才保障了祖国森林资源的安全。

1954年6月26日2077期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