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韵崇福｜盛世修志，造福千秋——宋代《语溪志》

桐乡文化全盛于南宋，钟朗《康熙石门县志序》说南宋崇德县“遂称文献之邦”，诚为不刊之论。

崇德设县，始于五代，宋朝尤其是南宋，崇德县为京畿重地，漕运孔道，区位优势突出。崇福镇为县治所在，一邑中心，苏杭枢纽，人才集聚，经济繁荣，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崇福镇无疑是桐乡宋韵文化的核心区。

尤需注意者，宋韵崇福不同于宋代崇福，其流风遗韵，跨越千年，已经灌注在崇福镇的文化基因里，成为一种与时俱进的力量。崇福宋韵，活在当下，一千年，那么远，又这么近！

盛世修志，造福千秋

——宋代《语溪志》

南宋淳祐辛亥年（1251），崇德县来了一位绍兴籍县令。此时的崇德县已经从建炎初年的兵荒马乱中恢复生机，崇德县学已经重新建立，崇文兴教之风在社会上形成共识，书声琅琅成为当时县学中最悦耳的声音。

新上任的县令黄元直，字致君，会稽（今绍兴）人，上任之初便走遍了县域的城市农村。

除了处理日常的公务，黄元直还热衷于文化事业，黄元直出生书香门第，他的祖父黄度是隆兴元年（1163）进士，也是宋孝宗时期的一代名臣，乾隆《瑞安县志》中记载为“黄度，字文叔，新昌人，博通经典，多所著述”，他曾经在家乡新昌孟塘山上为父亲建造一座亭，还写下流传至今的名篇《爱亭山记》，可见其家学浓厚。

▲万历《崇德县志》

黄元直在县令任内劝农课士，平易近民，庭无留讼，囹圄久虚，是百姓心中爱民如子的清官。闲暇时，黄元直与当地文化名人结为挚友，他为其县衙里的书斋取名为“读书堂”，便是取自唐代韩愈的“出宰山水县，读书松桂林”一句，可见他对读书的喜爱程度。

有一天，崇德县的钱达善、朱鹏飞等人登门拜访，他们与黄元直在书斋内高谈阔论，商量着一件崇德县首创的文化工程，那便是修撰历史上首部地方志，这无疑是一件浩大的文化工程。

南宋时期地方志称为方志，内容从一域的地理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其中“人物”和“艺文”的比重增加，临安（今杭州）是南宋的皇都，因此《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便成为当时代表性的方志，但崇德县要修撰方志很显然要面临更大的挑战。

▲清康熙《石门县志》

钱达善，号廛下吟隐，他写有《新建行衙记》，文章首句便是“语溪拱天阙百里”，可见其文采飞扬。朱鹏飞，字行裕，号南斋，宝祐元年（1253）进士，官至高邮教授，他也是辅广的高足。

在几人的通力合作下，黄元直担任县令的第十年，淳祐十一年（1251）《语溪志》十卷终于刊刻而成，此为崇德建县来的首部县志。该志请名士陈垲写了序文，陈垲（？—1268），字子爽，居崇德西门外，丞相洪适的外孙。

陈垲历任权兵部尚书、户部尚书，湖南安抚使等，加端明殿学士，《宋史》有传，称他“屡历麾节，军民爱戴”。

这篇序文也成为该志留给我们的唯一文字，序文中写道：

“黄君试邑数月，病此缺文，辄访耆旧，招致士友，首编是书，厘为十卷，目曰《语溪志》”，可见这本《语溪志》成书极其不易，是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之作。

▲《钦定四库全书》中记载的《语溪志》

明弘治《嘉兴府志》载有：“按《语溪志》：黄巢之乱，豪杰起义兵保护乡井，遂升为义和镇。余杭吴公约随董昌御巢于西鄙，奏置都额于硖石兼授义和镇遏使，移其子重裕龙西佳镇遏使兼义和镇，事见罗隐撰《吴公约碑》。

吴越有国止称和义市，塘左曰语溪市”。此外又写道：“元旧有《语溪志》，具载山川、景物、人品、沿革之详，而所锓梓毁于兵火矣”，其他《语溪志》的内容零星见诸于历代县志文献之中。

宋元之际战火纷飞，这部《语溪志》也随之消失，明清两代搜寻这部方志均无果。以至于关于宋元时期崇德县的最早记录多来自于元至元《嘉禾志》。

历史上第二次县志的修撰已到了明正统六年（1441），此时与《语溪志》成书相隔两百年，《语溪志》也成为两百年中唯一一部完整记录崇德县一域历史的方志，甚至在此后明清重修县志之时，《语溪志》依旧是不断被引用的一份重要史料。

▲1994年《崇福镇志》VS2014年新版《崇福镇志》

到了清代修编《文渊阁书目》时，其卷十九著录：“旧志，崇德县，《语溪志》三册，今已不传”，这无疑十分可惜。

不过常言“盛世修志”，宋韵文化中的方志文化，也是宋韵文化深厚底蕴中的又一注解。由此，语溪两字也成为崇福镇几千来从未更换的雅称，绵延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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