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和杭州敌伪组织的形形色色（何治平口述）

汪振国记录、整理

【编者按】何治平（化名江帆）于抗战前参加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杭州沦陷前，军统特务浙江保安处少校新闻采访员廖公劲叫他在杭州潜伏下来，廖本人亦留在杭州。据何说，廖是两面挂牌的特务，既是戴笠的杭州潜伏组组长，又参加汪伪特务组织，在汪伪的政治保卫局挂名。何在杭州任过以下伪职：总编辑、中央宣传部及司法行政部参事（挂名）、杭州政治保卫局第二组组长（管情报）、特务机关"46号"秘书、浙赣皖闽四省指挥部科长、大民会浙江分会宣传科长（大民会会长是王克敏，总会设北京，后移南京，至汪伪中央社会部成立后，改为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中日文化协会委员等。这篇资料所提供的情况，大多于何治平的口述，其次还访问过王永其（南京人，毕业于汪伪中央宣传部所办新闻工作训练班，分配社充当外勤采访工作），以及其他有关的人。

一

1937年12月24日上午10时左右，日本侵略军进入杭州市。早在前一星期，国民党省市党政机关即已开始撤退，市面并不乱，但有些冷冷清清。12月中旬以后，在收音机中就可以听到南京方面日本人的华语广播，说"皇军已浩浩荡荡开进南京，军纪森严，秋毫无犯"（实际上南京大屠杀是史无前例的）。12月23日，杭州市水电供应断了，街上一片沉寂，很少行人。杭州的人口，原有50多万，日寇侵占后，只剩下30多万，很多人都疏散开了。入夜，杭州已成为死城，钱江大桥也在这天夜里炸毁了。

24日上午10时许，日寇先头部队从武林门侵入市区，前往武林门迎接的汉奸有谢虎丞、王五权、钟泰夏、陆佑之、何治平等约10余人，日军对这些迎接的人并没有理睬。这一天进入杭州的日军约有一个师团，番号是"柳部队"，还参杂些骑兵，他们面显疲劳，服装还算整齐，除了太阳旗外，还持了一些白旗，上书"武运长久"、"皇军万岁"等字样，据说是沿途汉奸赠送的。日军经武林门、钱塘门进入市区后，即分头向延龄路、中山路等大街寻找大的房屋住下，一部分继续向南星桥前进。南星桥还有未能撤退的少数国民党军队，和日军打了几个小时，房子烧了很多。日军继续向富阳前进，在富阳与国民党军队也有接触，曾有被日军俘来的士兵送到杭州。日军进城的第一天，除了在南星桥一带烧杀外，市区还算平静。日军司令部最初设在南山路，城隍山也有日军。第二大情形就变了，很多口军进入民房商店，抢东西，要吃要喝。第三天日本宪兵来了，第四天早晨即看到日本宪兵所贴的布告，要老百姓与"大日本皇军协作"。宪兵队开始住在菩提寺路，以后移至众安桥《》馆原址。宪兵队来了以后，日军仍在抢掠，一般都是夜里，三两个人闯入居民住宅，见有吃有喝的，就先吃先喝，吃喝了以后，就乱翻东西，可以携带的小件东西，就顺手拿去，如果房子里还有妇女，不论是老妈幼女，往往被其奸污，并不许被害者喊叫。这些日军一般不带枪支，但均藏有刺刀一把，在奸淫抢掠时，如果被害者喊叫抵抗，就用刺刀刺戮后扬长而去。老百姓暗中流传着这两句话："黄蜂刺一口，三天不能走"。所谓"黄蜂"即指"皇军","刺一I口"即指刺了一刀。家家户户总是提早关门睡觉，不敢开灯，更不许小孩啼哭，以免日军借端闯进。住在通衢要道的人家还比较好，住在偏僻小巷的人家受害者最多。如果与翻译或宪兵搭上关系，可以向宪兵队要来一张小字条，上书"私人住宅，不许可"字样，贴在大门上，日军即不侵入。教堂或教友住宅，也多有日宪兵队的字条，内容是"教会地方，不许可出入"。

日军进城后，市面上仍是死沉沉的，除了小酒店、杂货店、旧货店、小菜摊以外，正式商店均未开门。市区人口，在日军侵入以前疏散了10多万人（疏散者除了公教人员及其眷属以外，大部分是一些大店资本家和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一般市民大部分是暂时避往郊区亲戚朋友家中，并未作离开的打算。还有很多的妇孺老弱，无法远避者，一部分进人难民收容所。收容所以外的壮丁，一般是拉黄包车工人，也有流氓、赌徒、挑饮食担子的及看守房子的人。难民收容所的负责人是基督教会万克里（何治平也是其中负责入之一），以万国红十字会名义出面。难民收容所设在青年路青年会、湖山堂、思澄堂、皮市巷老思澄堂、塔儿巷小学、蕙兰学校、肃仪巷旧教堂、羊市街安息会、鼓楼教堂、望江门教堂和湖墅、拱宸桥、天水桥等天主堂内。难民收容所的门上贴着日本宪兵队的字条："教堂地方，不许出入"，但在夜间还是有日军闯入，乱搞一通，有时被难民纠众推出去。难民收容所收容的时间，不到两个月，因为没有经费，无法维持，即解散了。这些难民都分别回到自己的家里。这时维持会已经出现。市面好了一些，有些小商店也在陆续开门营业。王五权、谢虎丞又派人到四郊去宣传，劝逃避在郊区的市民回到家里来。此时，水电的供应也恢复了。市上做买卖使用的货币却很乱，有国民党的法币，有银元，有日本的老头票，辅币有一钱（一角、镍质）、五钱（银质），老头票的票面以一元的为多。一直到汪伪储备银行的票子出来以后，币制才被统一起来。5个月以后，市面稍稍恢复，避往郊区三墩、留下的人先后回来了。一年以后，市区人口又恢复到50万人左右。市容还是极其混乱，特别是环境卫生最差，街后，巷口、屋角，垃圾到处成堆，巷口墙边大小便随处可见，阴沟亦多不通，浣纱河及垃圾堆里常发现死尸（一般都是日寇哨岗或夜间巡逻队打死的中国人，也有少数是奸杀或盗杀者）。1938年夏天，市区发生传染病，动员了很多医生才扑灭。

烟、赌、娼在市面上都是公开的。娼妓方面，日本妓院集中在慈幼路和原"旗下"等地方。慈幼路的日本妓院，是营妓性质，进出的多是日本官兵，个别地位高的汉奸、包探、翻译等也有去的。中国妓院是在南班巷、城站、板儿巷、官巷口这一带。日寇官兵进出中国妓院的很少，说是怕传上花柳病。公开赌场是从官巷口到"旗下"、大世界、市东商场（盐桥），到处都有，赌徒最多的是商店的老板们和伪组织大小机关的职员。最大的一个舞场，是百乐跳舞场（今解放路百货商店）。烟膏店在1941年以后即为日本人所包办，宏济善堂就是在日本人包庇下包办烟膏的。包办赌博及包办娼妓的，是警察局与密探。青帮头子王鸿生、倪荫轩，就是包办娼赌的。当时所谓"吃得开"的是三种人：第一种是日寇宪兵队的包探。这些人90％都是青洪帮的大小头目，奸淫、暗杀、敲诈勒索、包娼包赌，无恶不作，一般市民畏之如虎。有所谓"四大金刚"、"八大罗汉"、"七弟兄"、"小五义"，都是流氓头子。他们彼此之间，也常争风吃醋，互相砍杀。他们对于日本人却是非常恭顺的，吃了耳光也不敢回嘴。为虎作伥，作恶多端。第二种人是翻译。地位较高的汉奸，都雇佣一个翻译，这些翻译有的是从东北调来的，有的是就地雇佣的，他们一般都是接近日军的。如果和这些翻译搭上了关系，在各方面都可以得到方便，出了事可以化险为夷。翻译之中也有两种人，一种是落水后尚不肯过分作恶；一种是穷凶极恶，利用日寇权势进行敲诈。国民党军统特务也有少数打入了翻译圈子，从事特务活动的。这类特务都是戴笠派来的。汪伪的特务组织，并未渗入。第三种人是与日寇、包探有勾结的单帮客贩，因为他们牟利多也吃得开。这种单帮客贩为数不多，须持有"良民证"者才可以进入市区。至子那些大小汉奸，却并不敢在公开的场合耀武扬威。

日军对庵堂寺庙都加保护，H军进庙都要参拜，有很多日本和尚到寺庙中去烧香拜佛。灵隐寺因为常有游击队出没，日本和尚不敢去，有一次是与很多日本兵乘汽车到灵隐去参拜的。寺庙的修理，日本和尚也搞捐助。日本和尚也有两种，一种是出家和尚，比较和善；另一种是日本浪人，这类和尚有很多是由日本特务机关派充伪组织中的日本顾问，作威作福，汉奸见了他们也是很惧怕的。

二

杭州市的伪组织，经过多次改变，人事上变更很多。最初是维持会，其次是治安委员会，最后才是正式的伪杭州市政府。日寇进入杭州后，最初是由王五权、谢虎丞以救火会的名义，维持了半个月左右，凡是日军有所需索，都由救火会来维持。不久维持会出现了，名称是"杭州地方维持会"，招牌挂在中山中路中国银行，会长谢虎丞，副会长王五权。下面分为民政、宣传、救济、财政四科、救济科长由王五权兼，宣传科长程季英，财政科长陆佑之，民政科长钟泰夏。这些人都是原来商会银行界及救火会的人，如谢虎丞是典业银行行长并兼商会会长，王五权是救火会长，陆佑之是中国银行秘书。参加维持会的还有钟夏生、徐曙岑等。这是维持会的班底。王五权曾向何治平谈起过："维持会的几个负责人本来也是想离开的，有一大金润泉约谢虎丞、王五权到他家中去吃饭。秘密的告诉王、谢两人，说朱主席（朱家骅）的意思，叫他们几个人留下来，暂时维持一下。"当时王与谢尚未作肯定回答。以后黄绍就到浙江来了，金润泉在离杭时又找王五权、谢虎丞谈过，说黄绍兹和宣铁吾也同意，由他们几个人留下来，并且说：以后还会派人到杭州来联系（据何治平说，这是他当浙江口报总编辑时，有一次在王五权家吃饭，王向他讲起的）。维持会存在期间，主要的活动，是供应日军的征发，遣送难民，遣送伤兵（国民党政府撤退时．还有130多名伤兵住在广济医院，未及运走；日军来了以后、对这些伤兵曾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并派兵看守监视，不准自由出入；维持会成立后，筹了一笔钱，将这些伤兵遣散了）；维持市面粮食及小菜的供应，并设法招回逃避在郊区的老百姓和商店老板，恢复市面。维持会搞了三四个月，改为治安委员会。日军找来拱宸桥纱厂厂长高懿丞，要他做会长。高以年老无能来推辞，结果是叫他的儿子高荫楠代理。高荫楠和日本人的勾结很密切。治安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原中央银行楼上（维持会与治安会的时间先后可能有问题，何治平记不清）。

1938年6月间，何璜来了，就成立了杭州市政府，治安委员会也就结束了。何璜字希甫，福建人，曾留学日本，在帝大学医，抗战前在外交部任参事。南京国民政府撤退时，何璜未随政府西撤，却跑到莫干山住下来了。1938年6月，日军派人将何璜接到杭州来，与何同来的有乔震、谢恪、沈华等10余人。这些人大都是何馈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市政府约成立于6月中旬前后，何璜任市长，秘书长是谢恪。市府下面起先设科，以后改局。随何同来的，都当了秘书或科长（谢虎丞已调商会会长，王五权调合作社社长，以后又调商会）。

有一天下午六七点钟左右，何璜从市政府回到积善坊巷自己的公馆，正在吃晚饭时，突有一人身着便衣，从侧门潜入，至餐厅的窗户外面，投掷手榴弹一枚，何当即重伤倒地，刺客遂逸去。何被炸后，广仁医院医师（日本医师）曾来进行急救，无效，当夜毙命。何被刺后，全市戒严三日，大肆搜索，当时并未破案。刺客藏在他的师父青帮头子李宝和家中，李是日本宪兵队密探，出卖了徒弟，因此破案。刺客是哪方面派来的，外人均不知道。后来这个刺客送到上海，是否杀掉也不知道。何璜被暗杀后，由谢恪代理市长。日寇为了纪念何璜，在湖滨公园造了一座纪念塔（这个塔在日本宣布投降时即被老百姓捣毁），还在安定中学原址创办了一所"希甫中学"，由市政府派何治平兼任校长，招收学生108人。开学不久，国民党浙西行署天目中学派人送给何治平一封信（何也是两面挂牌，这时挂名浙西行署情报室秘书，化名徐松建），通知何到天目山去一趟。何不敢去。以后天目山介绍了两个人来充当希甫中学"教员",何接受了。这个中学办了几个月，学生都走光，先后跑到天目山去了。学生散光后，浙西行署派来的两个"教员"也就不辞而去。这两个人一名叶飞，一名胡来之，可能都是化名。学生走光，学校也就关门了。

谢恪代理市长两个月，维新政府内政部派吴念中来接替杭州市长。吴是内政部的参事，是内政部长陈群七姨太的朋友。吴念中之后做过伪杭州市长的还有傅胜蓝，傅的后任是汤应煌，汤之后是谭书奎。谭书奎到任不到半年，一日坐三轮车路经湖滨西湖饭店附近，背后有人用手枪连发数弹，将其打死。究竟是谁打的，案子是否破获均不知道。谭死后，吴念中又重来接替市长，至日本人投降为止。市政府的组织，起先是3局（工务局、公安局、社会局）4科（卫生科、教育科、土地科、财务科）。公安局（后改称省会警察局）直属省警务处。以后其他局均改科。只有工务局、警察局存在，工务局主要代办日本人的工程。对这些机构，日本顾问抓得最紧的是教育科。

省级伪组织的情况：第一任伪省长汪瑞闾（任期1938年6月﹣1940年10月），秘书长冯国勋，下辖4厅1处：民政厅长孙棣三，财政厅长陈炳年，建设厅长王厦材，教育厅长江磐（这些人都是汪瑞阁留H的同学），警务处长陆荣钱。这一套伪组织的班子，是日本特务机关长亲自拉他们出来的。汪精卫组成伪政权后，对汪瑞间并未立即更换，仅局部调整了厅处的人事，财政厅长换了张德钦，教育厅长换了徐季敦，民政厅长换了沈尔乔，警务处长换了石林森，建设厅仍IH是王厦材。此时将省长制改为委员制，汪瑞阁是主席，汤应煌是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办公厅主任，秘书长一职即为办公厅主任所代替。办公厅下设6个科，分掌各厅处的有关事项。1940年10月，汪瑞阁病死，由民政厅长沈尔乔代理主席职务。1941年5月，改由伪中内政部长梅思平（一说梅是工商部长）兼代浙江省主席。梅到杭州来了两次，并未实际到职，仍然是由沈尔乔代理。沈与梅关系颇深，这时沈不但以民政厅长兼代省主席职务，还兼了汪伪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主任委员。以后由于梅思平兼理而不到职，南京有人以此攻击梅，汪精卫乃改派博式说来接替浙江省主席。傅式说于1941年11月接任后，各厅处人事除教育厅徐季敦未动外，其余都调动了。傅来不久，对伪省组织的体制，又由委员制恢复为省长制。取消办公厅，恢复秘书处，秘书长为刘朗山。1944年9月傅式说调任南京伪中央铁道部长，由项致庄接替。项原是蒋军，在苏北投靠汪伪的，来浙江带了陈同的三十六师和另一个师的人马，说是为了加强浙江防务，即兼了伪省长，还拉来一个国民党前上海市教育局科长曾广炎（绳点）任教育厅长。1945年5月，项致庄调走了，由丁默邦接任。丁是汪伪在浙江最后一个省长，一直到日本人投降，黄绍兹派人组织主席行辕进入杭州接收为止。丁默顿在接收人员到达杭州后，曾经由第三战区顾祝同委派为"浙江军事专员"，旋即离抗去上海，由伪秘书长王某及伪民政厅长张鹃声代办移交。这是浙江省伪组织的人事更替情况。这些伪省主席或省长，作风上各有不同。汪瑞间是佯装糊涂不理政事，不搞军事，日本人叫他成立军队，他不搞，但对日本人却是唯命是从，又善于应付，每天除了到省政府转一圈，就在家看书下棋，汤应煌常说他"全无锐进之气"。他自己如此，下面一些大小职员在办公室吃酒谈天也视为常事。当时有一付对联形容伪省政府："省府专员三古董，浙江视察两神仙"。因为省府内有3个专员（不是外放的督察专员，是坐在里面的挂名差事）年龄都在70岁左右，3个人到一处即之乎者也，摇头摆尾；两个视察一个是曹钧，会看相，一个是单尚荣，会算命，所以称之为"两神仙"。傅式说的作风与汪正成对照。傅在就职典礼的讲话中，对当时伪组织中颓靡之风大加指摘，说要"力挽颓风，锐意图治"。他一到任，县长就换了很多。不久即成立6个保安大队办理"清乡"。傅式说对日本人的态度与汪瑞凹不同，汪对日本人是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傅式说对日本人却有软有硬。他的一口日语颇为流利，能直接和上级日寇打交道，不用翻译，下级日寇对他有时也故示避让。汪瑞阁时，事事都要请示日本顾问，傅式说调换了很多县长，都不经过日本顾问。汪任内，对财政税收是一筹不展，傅则通过"清乡"搜刮了一笔钱和物资。财政收入也有增加。项致庄则是维持局面，无特殊表现，可能由于他手中有点兵力，日本人对他控制很严。丁默郎来时，日本人已经宽松得多了，本来日本顾问是经常到各厅处查根问底，」来后，日本顾问就很少到厅处科室中去。丁本人好似也默默无闻，不过他比汪瑞阁要卖劲一些。总之，不管他们表面作风如何，实际都是日寇用作以华制华的傀儡和奴才。

日本特务机关，是控制伪组织的太上皇。伪省府与伪市府都有日本顾问监视，省府的日本顾问善利文子（和尚）是﹣个浪人，市府的顾问闲林班长是一个军人（又据王永其说，省府顾问是井板，善利是市府顾问）。日本特务机关对教育特别重视，控制也特别严，除派小山专管教育及教会外，中等学校以上的日文教师，都等于派驻学校的日本顾问，对校务要事事干预。军队与警察方面的日本顾问，不是由特务机关指派，而是由日本宪兵队指派。财经部门，日本人却不管，不派顾问。伪官员中厅局长以上，都有一个日语翻译，都是中国人，大汉奸的翻译大部分是从留日学生中挑选出来，其他一般翻译是就地招雇或由使用翻译的人推荐聘用。这些翻译都要受日本特务机关所派日本顾问的管束，要向日本顾问报告使用者（汉奸）的言论行动，日本顾问要将这些情况向特务机关报告。所以这些翻译等于日本特务机关派来的监视人。不过地位较高的伪官员，一般都通晓日语，并不随身带翻译，而是直接与日本人打交道。如傅式说就很少用翻译。日本特务机关控制伪组织除了通过顾问翻译以外，还在伪官员的任用上加以控制。特别是在维新政府时期，委任大小官员都要通过特务机关，至少要经日本顾问的同意。地位较高的汉奸，都是由日本人事先决定，再通知维新政府委派。日本特务机关对伪组织人事上的任用有3个标准：第一是日本留学，经过他们"培养"的，主张"中日亲善"的，对于这类人，日本人在对待上也比较客气；第二是在中国以往政治舞台上的一些失意政客、官僚、军阀或者是退职、退休的文武人员；对于隐居林泉的所谓名师宿儒，日本人也很想拉拢（日本人曾经通知报社把地方上这类人的姓名，开一个名单送到特务机关去）；第三是日本洋行的买办，地方上的地痞流氓，帮会头目，这类人不仅做日本警的牙，同时也是大汉的牙。日本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措施，一般都是假手于大小汉奸，这是他们"以华制华"的毒辣手段。

三

日本侵略军对教育文化方面的控制特别重视，当时曾派了个顾问小山寅之助，专门负责这方面的任务。他们是要从思想上来灌输"中日亲善"的奴化教育，以维持其统治。日军来杭以前，中国人所办的学校都停了，教职员学生都走了，只有个别教会学校还有一部分教员学生留在杭州。所有省市立中小学都是关门的。各学校的图书仪器，大部分也搬走了，有的学校留下了…两个校工看守校舍。日军初进城时，大都住在学校，很多校具门窗都被烧了。何璜当伪市长时，第一项工作提出所谓改良市区环境卫生，整理西湖园林风景，第二项工作说是要恢复学校。何被打死以后，恢复学校的工作仍然进行。1938年暑期开始，各中小学都办理招生，校长也派出来了。这时恢复学校最困难的是学生难招，教员难请。伪市政府费了很大气力，先是恢复了十几所小学。到1939年，才有几所中学办起来，学生人数很少，多的不过200余人，少的只有几十个人。如市立中学，设皮市巷宗文中学里，学生200多人，这是学生最多的一个学校；模范中学设在大方伯，是教育厅办的省立中学，学生不到200人；女子中学是市办的，在杭女中旧址，学生100多人；希甫中学开始招收了100多人，不久学生都走光了，学校也停办了；中山中学是私立的，学生不过数十人。日文学校，学生有时多，有时少，是补习性质，有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地点在孝女路长生小学里。在中学里，日文课都是必修科。课本教材方面，除了自然科学仍然是用原有出版的教科书以外，对于国文、历史，作了删改。到汪伪组织成立以后，"中日亲善，同文同种，共存共荣"奴化教育的教材，就陆续大量发行了。每一个学校中都有一个日文教员，有的是日本军官或日本顾问的老婆，有的是从南满铁路调来的浪人。这些日文教员，对学校行政，教师学生的言论行动，都要干预。星期天有时还要由日文教师来上"特别课"，讲一些"中日亲善"的话，起先要用中国人做翻译，以后这些日本人也学会了说些粗浅的中国话。学生最不爱听的是"支那""支那人"，以后他们也学会了说"中国人"。日语教师中，也有由中国人担任的，但都要经过小山顾问的同意。小山会说几句中国话，对待中国人表面上比较和平，不像市府顾问闲林那样粗暴。闲林常骂人，有时还打人，小山对待中国的教师学生，好像客气一些。学生的课外活动最多的是体育活动，报纸上关于教育方面的报道，也以体育新闻为最多。其他的社会活动凡是由日本人主使的或有日本人参加的，学生都不愿参加。在学校中有时也发现爱国的标语和传单，日本人知道了，一定要派宪兵来搜索一番。有一次在省立中学发现一张用墨笔写的大字传单，内容是："中日亲善是伪善，东亚共荣是骗人，同文同种是杂种，奸淫掳掠是大和魂"。被日本顾问知道了，教师受到了传讯，还有两个学生失踪，不知是自行逃走了，还是被秘密逮捕了。

日本侵略者对新闻文化工作很重视。日军初进城时，杭州已没有任何报纸，只有何治平办的一个通讯社，用16开小纸头，印发一些通讯新闻，对日军采取欢迎的态度，标题都用"大日本皇军"字样。何璜来当伪市长时，《》已经出现，社长陈季英，总编辑潘英，社址设在中国银行，内勤只有五六个人，日出八开一张。另有一日文的《》，社长仓地国光，是从南满铁路调来的，设在通商银行。这些报社的行政都由H本特务机关控制，新闻内容由日本宪兵队控制。汪精卫成立了伪国民政府以后，社。在通讯社方面，维新政府时期是中联社，社长潘英。汪伪组织成立后，中联社改为中央社，社长郭清泉。社后，社长仍由陈季英充当，总编辑何治平，内设编辑部、发行部、广告部、印刷部，每天出四开一大张，逢节日增加一张，主要稿件都是汪伪中央社发布的，第一版是社论或特论及国内新闻，发行数是2000份至5000份，负责写社论的是张馨谷，是一个咬文嚼字的老古董。报纸的主要社论，都是由伪组织负责人出题目或是由日本顾问授意的，以宣传近卫文膺所发表的"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宣言，及汪精卫所发表的"和平建国"的声明为中心。《》创刊时，第一篇社论就是《共存共荣，和平建国》。内容是伪《》社论的翻版，是由中央社发稿的。除了编辑方针及主要社论要通过"上级"及日本顾问外，国内外的重要新闻，都由中央社发稿，其他一般编辑发行工作，总编辑可以决定。

报纸除宣传奴化教育外，还通过"中日文化协会"搞些社会宣传活动。有两件事可以一提：一是日本作家菊池宽曾来杭州，作了几次公开讲演，召集新闻文化工作者开了一次座谈会（菊池宽是日本较有声望的作家，他的作品过去曾有译本，小说月报曾介绍过他的作品，但这次来的是不是这个菊池宽，不能肯定）。菊池宽到杭州来，在他几次的讲演中，主要说明中日文化的历史渊源，提出中日文化及东亚民族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前途问题。他是很善于说话的，提了很多问题，却不作肯定答案，而由听的人自己去下结论。他的话，似乎是"只有中日提携，平等合作才有办法"。日本军人也谈"合作"，菊池宽却以"平等合作"来哄人，指望大家听得进去。

第二件事是召开过两次操觚者大会（可能系新闻工作者会议，参加的大部分是新闻工作者）。第一次是在日本东京召开的。浙江去参加大会的是何治平，其他省市的报界亦有"代表"参加。"中国"去的代表，都住在东京帝国大旅馆，会期5天，内容是报告、讲演、座谈。报告会、讲演会，只有一次用华语翻译，讲的是"文化合作"、新闻工作经验交流一类的话。通过了一个宣言，鼓吹"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会后由"日中文化协会"招待游览，主要名胜地方都游到了，交通、食宿的供应都很周到，这分明是对上了钩儿的一伙人再施些饵料。大约经过1个月的时间才回来，日本人还送了所谓中国代表许多书刊画片。第二次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是由汪伪主持的，有日本的代表来参加，开会的内容与方式，和在东京召开的大致相同，不过规模小得多，供应招待都很好。会期只有3天，会后也游览了广州名胜，另外时间是喝酒看戏。

四

日军侵占杭州后，敌伪的情报特务机关相继成立。日本的特务机关有两个组织：一个是宪兵队，这是公开的组织；一个是"梅机关"日本人的所谓特务机关是管行政的，不是管情报的，与这里所说的特务机关有别）。日本宪兵队权力很大，既管军，又管民，驻在杭州的日本宪兵队，不过一营人的兵力，但它的魔爪无孔不入。宪兵队设在馆原址。内有刑讯的密室，被抓进去的中国人，大部分是九死一生，活着出来的很少。用刑的方法极为野蛮多样，金、木、水、火、土各色刑具齐全。据一个密探目击用刑的残酷，曾向人说："只有齐天大圣才受得住这些刑法"，其凶残酷毒、暗无天日的程度可想而知。很多都是屈打成招，为了减轻皮肉痛苦，只有胡乱招供。宪兵队放在外面的爪牙鹰犬，是密探组的密探，这些密探，都是流氓帮会分子，往往为了敲诈勒索不遂，即行陷害。

"梅机关"是日寇大特务土肥原主持下的特务机关，按照地区分为梅、兰、竹、菊4个地区系统组织，江浙东南沿海一带，都是属于梅机关管辖，各省都设有分机关。经费是通过走私攫取暴利的方法来自筹，在杭州有一个转运公司，有汽车10余辆，负责搞物资走私，负责人是张正吕、毕书奎；另有一家东南公司，用德清人蔡惠民当经理，是专搞所谓"物资交换"的纶济掠夺组织。

民生路46号是汪伪的特务机关，简称"46号"。杭州人当年听到"46号"，都要谈虎色变。"46号"直属于汪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汪伪的军统系统，第一任负责人是石林森，第二任是季钦仁、谢叔锐、吴顺生、罗梦梦也来负过责。"46号"初成立时，因为事先没有与日本宪兵队联系好，宪兵队接到密探报告说民生路46号有很多携带武器的便衣在里面开会，宪兵队就在夜间派队伍将46号包围起来，发生误会，双方打了一天一夜，直到梅机关派人来解释误会才了事。以后设在蕙兰学校的政治保卫局成立了，"46号"即归并于政治保卫局。杭州、金华、吴兴、宁波、诸暨均设有分局。杭州分局的级别较高，称为第一分局，负责人是万里浪。杭州分局直属汪伪中央的政治保卫部。分局在杭州设有几个工作组，计上城组、下城组、江干组、西湖组。上城组组长赵阿泉，原系聚丰园菜馆老板和明湖池经理；江干组组长朱大奎，是一个青帮头子。组长之下有探伙，这些探伙除了搜集情报、侦缉人犯之外，还包娼、包赌、包烟、暗杀、勒索样样坏事都干。这些探伙，与日本宪兵队的密探有联系。政治保卫局成立后，与"46号"时期在活动的方向方面有些不同。"46号"活动的对象，主要是对付游击队，捉到了游击队或者是没有"良民证"的嫌疑分于，送日本宪兵队去审问；如果有钱有人事关系也可以私自买放。"46号"自己也有审讯室，有时也用刑，不过没有宪兵队那样残酷。H本宪兵队对于捉来的中国人放的很少，就地枪决的也不多，但酷刑折磨死的很多，也有的被送往日本做苦工。政治保卫局成立后，工作的方向改变了，主要是对付共产党了。有一次在讨论行动计划时，万里浪叫嚷说："现在我们眼睛要看准的不是游击队，不是单帮暗探，而是共产党。今后捉进来的不必送宪兵队了。分局可以处决的，就由分局处决，分局不能处决的就送总部（指保卫部）。"但事实上做外勤的特务仍是乱搞的。他们有时不分青红皂白，凡捉到了认为可疑的人，解决的道路是三条：一是钱，如果被捉的人有金条钞票，就可以贿放：二是情报，被捉的人如果能提供共产党的情报，也可以放；三是"工作"，即承认自己的身份，愿意投降过来，担任情报工作，也可收留。如果这三条路都不肯走，最后一条路是送，就是送到南京的政治感化院中去施行"感化"。要杀也是送到上海去执行的。政治保卫局与重庆方面的军统特务系统是暗通明不通，上通下不通的。凡是捉来的人，如果说是戴字号（指戴笠＞的人，分局不能处决，一定要送南京总部。到了南京总部，如果真是戴笠的人，很快的就会释放出来，而且有的人还是问到原地区来活动。有的戴字号的人，还兼了政治保卫局的重要职务。如长安站、嘉兴站的站长，都是戴笠手下的人做了政治保卫局站长。政治保卫局杭州分局内部也有戴笠的人，不过绝对不准暴露身份（万里浪原是戴笠的手下，他投靠汪伪，据说也是戴授意的），只有"上级"知道。如暴露了身份就要受到严办。政治保卫局，有宣传组、卫生组等名目，都是对外掩护性质，活动内容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如卫生组管的不是清洁卫生，而是调查伪组织中大小职员的历史身份和平日的言论情况。最忙的是情报材料的整理汇编工作，这些材料都要送到南京总部去。在这些情报材料中，一部分是关于日本人以及日军的活动情况，另外就是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关于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材料所占比重并不大。

此外"大民会"（后改为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虽是一个从事社会宣传的组织，但也是情报特务组织的外围。有一部分特务人员，是通过这一组织进行活动的。他们在后期也搜集日方的和共产党的情报。大民会杭州分会的负责人是蔡晓东与许某，地点设在保佑坊甘泽坊巷商业储蓄银行里面，所用的人都是"亲善派"，讲演游行都是大民会的人带头。它还有一个话剧团有演员70多人，所演的戏都是宣传"中日亲善"。有几个国民党军统分子在这个剧团中活动，其中有一个女秘书罗慕琴，派到绍兴日本军队宣抚班做宣抚工作，就是军统的人。大民会在各县都设有支部。大民会在初期完全是"亲善派"的1个宣传性组织，以后性质也有些变动，这个组织在1945年初就无形取消了。

日本浪人，H本和尚，有些是梅机关派出来的负有特别任务的，这些人有时用金钱来向伪组织特务机关交换情报，作为他们自己上报的材料，政治保卫局时期也有这种情况，但交换给他们的都不是第一号的材料。

汪伪时期，还成立过"四省行营指挥部"，内部也设有很多科、室、组，指挥部也设在蕙兰中学。政治保卫局与四省行营指挥部共同使用1个警卫队，日本宪兵队对行营指挥部名义上是"管不着"的。

五

日寇与伪组织在浙江进行过很多次的"扫荡"与"清乡"。"扫荡"是由日本侵略军负责，"清乡"是由伪组织汉奸武装负责，同时有日军配合。日军侵占杭州后，打到富阳就暂时停下来了。以后留在富阳的部也减少了。那时郊区抢劫迭出，极不安靖，灵隐天竺一带，日寇不结队就不敢前往。何璜被打死后，日本宪兵除在市区进行戒严搜索外，曾经派部队在近郊地区进行了1次"扫荡"，捉了不少人回来，都是些老百姓。以后驻在杭州拱宸桥的黑泽部队、柳部队，曾将范围扩展到郊区四乡进行过多次"扫荡"。H寇"扫荡"时，看不见中国兵的影子，捉回的都是老百姓，疲于应付，感到不是办法。傅式说到浙江以后，就开始"清乡"。第一次是"郊区清乡"，由石林森带了1个警察大队，日军也派了1个班的兵力去协助，"清乡"的地区是良渚、勾庄、湖墅一带，清了一个多月，成绩不大好。日本人要再"清"，由胡朴人（原系国民党的水上警察局长）负责。"清乡"的地区扩展到塘栖，只有半个月就回来了。"清乡"队所到的地方，闹得鸡犬不宁。第二次"清乡"地区是绍兴，事先较有些准备，除了日寇黑泽部队派兵同往外，还有宣抚班，有"清乡工作队"，时间两个月。第三次"清乡"规模最大，范围是太湖东南地区。江苏省在这个地区曾先办"清乡"，说成绩很好，效果很大。傅式说跟着也就准备进行1次"大规模的清乡",杭州先办了4个训练班：税收训练班、封锁训练班、民政训练班等，省设"清乡委员会"，傅式说自兼主任。训练班结业后，均编入"清乡工作队"。训练班中有些是从上海诱骗来的大夏大学学生（傅在大夏大学教过书），都是些青年。到嘉兴成立了"清乡专员公署"，署长由傅自兼，派张鹃声代行。"清乡公署"之下设财务管理处、封锁管理处，财务管理处长由刘辰兼，封锁管理处长由警务处长兼。出发前，召集高级人员讲了一次话，说"清乡"是为了整顿税收、安定秩序，军事上由日军负责，税收一定要在"清乡"中办好，并且说浙江不能落在江苏的后面。这次"清乡"的地区是嘉兴、平湖、嘉善、崇德、桐乡、海盐。海宁长安地区，是以后派教育厅长徐季敦负责进行的。"清乡"的步骤，先是"军事打荡"（事实上国民党的游击队早已闻风离去。只有一点零星的接触）；其次是编查户口保甲；再次是建立封锁线，竹篱、碉堡、掩体在各个要隘地区都建立起来，同时编组地方保安队，负责把关守卡，然后是整顿税收，开始收税。地方保安队建立以后，"扣荡"的部队即分批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