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红色回忆

弹指一挥间，淮海战役的硝烟已经散去，烈士的英魂却永驻人们的心田。今天我们隆重的纪念，寄托哀思，弘扬精神，让革命的传统薪火相传。

在毛主席的运筹帷幄之中，在粟裕将军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淮海战役分三个阶段的设想:先打黄百韬、再打黄维、最后消灭杜聿明。“作战方针，攻城打援，首占开封。又俘区寿年，再创敌援；战局过坳，敌转防御。兖济解放，徐海动摇，横扫江淮在今朝……”

粟裕将军晚年回忆淮海战役写下的诗词，通过对淮海战役关键节点和战略战术的精炼描绘，展现了这场战役的重大意义以及人民军队在其中所展现的英勇精神。

辽沈战役、济南战役的相继胜利，为淮海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粟裕将军随即向毛主席建议攻打淮海。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回顾《淮海战役中的中原野战军》

李达1926考入西北军军官学校参军，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先后任红2、6军团参谋长亲历长征，1936年起任红二方面军、援西军参谋长，抗战时任129师、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任中野、二野参谋长参加淮海战役，1955年授衔上将。他回忆说:

淮海战役期间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士气高涨纷纷写决心书请战，为人民立功。1948年11月6日，解放军向淮海战场前线挺进。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战略决战。其规模之大，战斗之激烈，我军斩获之众，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是罕见的。淮海战役连同辽沈、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大大加速了全中国解放的进程。

这次战役是中央、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决策，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等指挥，广大人民群众全力支援，由华东、中原野战军和华北、华东、中原地方部队并肩作战而共同完成的。当时我任中原野战军参谋长，作为此次战役的参加者，仅就中原野战军在战役中的行动作一回顾，以供研究探讨。

一)、作战方针和战役准备

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会议，根据过去两年我军的作战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规定了人民解放军第3年仍然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地区歼敌的任务。中央要求全军应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15个旅左右，其中规定中原野战军歼敌14个旅左右，并攻占鄂豫皖3省若干城市；指示全国各战场发起秋季攻势，中野协同华野作战，歼灭中原敌人，解放全中原；尔后协同各兄弟野战军，继续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之深远后方。9月6日正在中央开会的邓小平政委写信给中原局和中原野战军，传达了会议精神，特別强调提高纪律性，克服全党严重存在的无政府无纪律状况，是保障革命胜利的中心环节。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是1947年7月、8月间开始的。我中野部队跃进大别山，在华东野战军协同下，以品字形展开于江、淮、河、汉之间，转战中原1年中，主力一部地方化，发展地方武装21万，创建了皖西、鄂像、桐柏、江汉、豫西、陕南、豫皖苏等有3000万人口的7个解放区，把敌人赖以进攻我军的后方，变成我军继续大量歼灭敌人,发展战略进攻的前进基地。

1948年7月底至8月初，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在豫西宝丰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指示，决定在过去半年作战和整党、新式整军的基础上，再以两个月时间进行整党整军。8月、9月间，中野部队深入进行形势与方针任务和加强纪律性的教育，发扬民主，树立全局观念，增强团结，激励斗志，掀起以提高大兵团作战和攻坚作战的战术技术为重点的大练兵运动，增强了打更大胜仗、解放全中原的决心和信心。

1、打郑州

发起淮海战役，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在1948年9月24日首先向中央军委及华东局、中原局建议的。刘伯承、陈毅司令员接此电后在河南宝丰大张庄研究了差不多一天,我也在场。9月25日上午，刘、陈首长和我电告军委并华野：“粟24日7时电悉。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1方案攻两淮，并吸打援敌为最好。”

1948年10月11日，中央下达了毛主席拟定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指出战役第1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并指示“刘伯承、陈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同日中央又电刘、陈、邓、李(达)：你们应即速部署以攻击郑徐歼敌一部之方法牵制孙兵团。否则孙兵团加到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野的新作战。

刘、陈、邓首长遵循中央的上述指示，研究拟定了攻击郑州的作战计划。10月13日，中央军委即予批准，同意“按你们所规定的时间，攻击郑州并部署阻援打援”。同一天，邓小平政委在军区直属队连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央九月会议精神。旋即中野首长召集第1、3、4、9纵队领导干部在郑州西南的宝丰县皂角树村开会，专门研究部署攻打郑州的方案。18日颁发了郑州作战的基本命令。杨勇、苏振华、陈锡联、阎红彦、陈赓、谢富治、秦基伟、李春芳等分率各纵进入指定地点，在华北军区14纵及附近地方部队的配合下，准备发起郑州战役。陈、邓小平和张际春于19日下午从皂角树出发，驰往郑州前线4纵司令部指挥。至21日夜我军实施对郑州之敌的包围。22日拂晓，郑州守敌国民党第12绥靖区40军106师、99军268师和郑州警备司令部等万余人弃城北逃，被我9纵全歼于郑州以北之老鸦陈地区，生俘敌少将参谋长余辉廷。郑州宣告解放。

开封敌慑于我军之威力，24日弃城东撤。我豫皖苏军区部队收复开封。

从打郑州开始，淮海战役即成为华野、中野两支大军共同执行的任务了。正如邓小平政委引用毛泽东主席说过的一句话：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

2、拖住张淦、黄维兵团

拖住在武汉方面的白崇禧集团，使其不能抽兵东援，保障华野顺利投入围歼黄百韬兵团作战，是中野的又一个作战任务。

在陈、邓、张指挥中野主力发起郑州作战的同时刘伯承司令员率中野第2、6纵队、南第12旅及江汉、桐柏两军区主力，把敌张淦、黄维两兵团引向平汉路西大洪山与桐柏山区。郑州解放的当天，刘司令员、邓子恢副政委和我曾就摆脱白崇禧集团包围，抑留张淦、黄维兵团的部署问题，报告中央：我们已令2纵、桐柏、江汉主力于20日夜转移至随县以南之尚家店、古城畈、三阳店地区，拟南下钟祥地区，寻歼弱敌、以拉张淦向南；令6纵于21日夜转移新野西南之新店、恒铺南北地区，捕歼向邓县地区之15军部队，目的是抑留黄维在西。

10月22日13时，中央电示华野：“目前极好的形势是白崇禧部黄、张两兵团被我2、6、10纵吸引到桐柏山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回头进到黄泛区，威胁东北面我军之行动，有利于我陈邓在攻郑胜利后，以一部或大部或全部向东行动，协同3纵、两广纵队，不但牵制孙、刘全部，而且可能牵制邱、李一部。”

此期间当敌人分路向随县、枣阳、桐柏唐河地区进犯时，我28旅随同2纵又进到随县以南地区，配合江汉军区部队于10月25日攻克应城、安陆，敌28军军部等4000人副军长顾心衡被俘，将张淦兵团吸引在大洪山区。同时我鄂豫、桐柏军区主力结合群众，破击平汉路南段，威胁武汉；我6纵、陕南2旅围攻在南阳以南下薛集的敌20军134师，把黄维兵团拖在桐柏山区。

10月24日，蒋介石令黄维兵团进至周家口地区机动。由于我中野的上述行动，该敌迟至10月底才得以向平汉线上集结，旋即由确山东进。

3、不出淮南佯攻徐州

中央曾于示陈、邓：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东进。复于25日3时，指示陈、邓率中野主力到蒙城地区集结，然后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占领蚌埠浦口段铁路。陈、邓根据敌我态势，进行了反复研究，于当天下午急电中央，建议把集结地点“改为永城毫州、涡阳中间地区，无论出宿蚌线或打孙元良均更方便”。10月26日，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毛主席拟电复示：“同意你们25日申电，以10天行程于11月4日集结永城、毫州、涡阳中间地区的部署。”28日进一步指示：“我们同意你们不出淮南……”并指出：“你们在徐蚌线以西地区出现，对整个敌人威胁极大，这种威胁作用，胜过在汴徐线上打一胜仗。”

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得知中野不出淮南，于10月31日23时向中央建议，淮海战役即将发起，这次战役规模很大，请已到达前线的陈毅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统一指挥。

同一天陈、邓向军委提出了配合华野作战的3个方案，表示“当动员部队用一切努力，不顾伤亡，达成牵制邱、孙两敌之任务”。代表了中野全体指战员坚决完成任务的决心。

11月1日，中央电复陈、邓、粟，同意“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徐州西南方面我军之动作，依情况在3个方案中选择1个由陈邓临机决定。”

此时华野正在部署割裂、围歼黄百韬兵团，佯攻徐州。刘伯承司令员则指挥2、6两纵(包括陕南部队4个团、1纵的20旅、豫西1个团)分别经由西平、驻马店中间地区和花园、宣化店，向息县方向侧击、尾击黄维兵团，造成与华野攻徐州的态势，以迷感敌军。

至此淮海战役第1阶段的部署和准备已告完成。

二)、切断徐蚌线，围歼黄兵团

中央在部署围歼黄百韬兵团时，于10月22日13时指示中野。“举行徐州、蚱埠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孤立地位。”这一行动“对于保证淮海战役取得大胜将有极大作用”。

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陈毅、邓小平当天复电军委：完全同意中野“直出徐蚌，牵制孙刘，协同华野作战。”

11月2日，陈、邓根据孙元良、刘汝明、邱清泉位置的变化，又提出3个新方案。其第2方案为：如邱兵团已缩徐州，刘汝明在砀山、黄口，孙元良兵团在宿县南北，我则以3纵、两广纵队及冀鲁豫军区部队赵健民部割断徐州与刘汝明联系，并积极由西向东攻击徐州。我以1个纵队以上兵力攻占宿县、徐州中间地区，并由南向北攻击徐州。主力位于铁路西侧，吸引孙元良兵团北援所部歼灭之。

11月3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子恢副政委和我在豫西研究落实中央指示时，着重讨论了截断徐宿线的时机问题，向中央及陈、邓建议：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斩断徐、宿铁路，造成隔断孙元良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盖如此，则不仅孙兵团可能北援，便于我在运动中给以歼击，即邱兵团亦可能被迫南顾，减轻其东援之压力，对整个战役帮助较大。”陈、邓首长当天正在柘城西北的刘楼，于深夜进至毫县。中央、毛主席于5日电示陈、邓：“第1方案你们到永城后不停留，继续东进，完成对宿县的包围，然后看情况，好打则攻歼之，如敌援甚快不好打，则打援敌。”

11月5日，中野主动进入商丘东南地区，发现敌第4绥靖区部队停留在商丘及马牧集地区，陈、邓首长当即决定举行汴(开封)徐(州)段作战，先歼该敌，吸引邱兵团西援，配合华野作战。在华野发起围歼黄百韬兵团作战的第2天即11月7日，中野1、3、4纵队，华野3纵、两广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开始攻击。敌东撤，我1纵在兄弟纵队的配合下，追至张公店地区，全所敌181师500余人，俘虏第4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米文和。8日我4纵在陇海沿路歼灭正向徐州收缩的邱兵团2000余人，解放砀山，威逼徐州。

整个战局的发展很快。淮海战役将发起时辽沈战役已胜利结束，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华北、西北我军已全面展开攻势，平津战役也在部署。在淮海战场中野主力在解放砀山之后，向徐蚌线逼进，两大野战军已经靠拢。敌黄百韬兵团遭华野分割追堵之际，国民党第3绥靖区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率部在贾汪、台儿庄防地起义，开放了台儿庄一带的运河通道，使徐州东北大门洞开，刘峙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慌忙向徐州收缩。毛主席当机立断，于11月9日作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的重要决策。又于9、10、11日连续多次致电陈、邓：“务须不顾一切，集中4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等部，切断徐蚌路。”、“应集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并指出：“此战胜利即完成了包围徐州的战略任务。”足见攻取宿县、控制徐蚌段，完成对徐州的包围，对于争取淮海战役全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11月10日，刘司令员率中野前指从豫西东进淮海前线，同陈司令员、邓政委会合。他们着重研究和部署了攻打宿县和切断徐蚌线的问题，并決定于12日发起徐蚌作战。

我4纵和华野第3、两广纵队在徐州以南的夹沟地区，追歼从宿县北撤的孙元良兵团41军军部及所属122师，俘敌3000余人。中央、毛主席13日指出:“刘陈邓已抓住孙元良歼击甚好，此点关系全局”。14日该部在三堡地区又歼第3绥靖区区残部77军军部和37师4000余人并逼近徐州。我3纵于12日包围敌交通补给基地宿县城。守敌恃高厚的城墙、坚固的永久工事和宽深的护城河进行防御。15日17时，我3纵在9纵一部协同下，发起攻击，经数次强行架桥，连续爆破，突入城内。击退敌人多次反扑，逐街争夺，激战至16日凌晨，终克宿县。歼灭敌第25军之148师、交警16总队等1.2万余人敌津浦路护路副司令兼宿县最高指挥官张绩武。豫皖苏独立旅、军分区部队和豫西两个团、攻占蚌埠以北的固镇，破击了曹村至固镇间的铁路200华里。

这样以宿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已控制在我军手中，斩断了徐蚌间敌人北援南进的通道，完成了对除州的战略包围任务。保障了华野围歼黄百韬兵团，并使原定在淮阴、淮安、海州地区展开的会战，发展为在以徐州为中心，陇海、津浦线两侧广阔地域内进行的大规极南线决战。

徐州告急，黄维兵团奉命于11月8日由确山东援。中野已部署2纵经宜化店、息县向阳、蒙城方向急进，沿途侧击敌人；6纵和陕南12旅附豫西1个团，经方城、周口，尾击、侧击敌人。该两部于15日超过黄维兵团，在涡阳、蒙城地区阻敌东进。豫皖苏军区部队和1纵20旅，在人民群众配合下，积极破坏敌人必经的道路、桥梁、渡口，并沿洪河、泉河、颖河，阻击、迟滞和消耗敌人，各部指战员忍饥冒雨，不分昼夜，不顾疲劳，紧紧咬住敌人，完成了牵制黄维兵团东援徐州的任务。

15日，刘汝明兵团(即第8兵团)重占固镇，李延年兵团(即第6兵团)亦积极北援；黄维兵团也进至阜阳西南。为确保华野作战，刘、陈、邓首长指挥中野9纵及豫皖苏独立旅、豫西两个团，在任桥一线向固镇方向布防，阻击刘、李两兵团北进。1纵开赴蒙城，沿涡河、淝河布防，准备阻击黄维兵团。2纵、6纵进至蒙城、涡阳地区，以一部沿河布防。3、4纵则进至宿县西南地区待机。18日李延年兵团由蚌埠经固镇、大店之线向褚兰，刘汝明兵团由固镇向宿县，向我9纵、豫皖苏独立旅进攻，我顽强阻击，阻敌于任桥、花庄一线。至22日黄维兵团被我阻于浍河上游的赵集地区，4天只推进了60华里。

11月22日淮海战役第1阶段结束，华野全歼黄百韬兵团，解放徐州东、北广大地区；中野攻占宿县，斩断徐蚌联系，解放徐州西、南广大地区。从面陷徐州之敌于孤城，使援敌黄、刘、李兵团不能靠拢徐州，为淮海战役顺利发展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重要条件。

三)、总攻双堆集

黄维兵团与杜聿明集团被围后，由蚌埠北援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向双堆集方向增援蒋介石又从武汉方向抽调两个军进至浦口。总前委决定首先歼灭黄维兵团，尔后再歼杜聿明集团。遂调集战役总预备队，即华野7纵、13以和特种兵纵队炮兵一部，加强总攻力量。同时令中野2纵加入阻击李延年的作战。

从12月3日到15日夜，为围歼黄维兵团的第3阶段，即阵地歼灭战阶段。12月5日中野首长下达了《对黄维兵团总攻击命令》。根据黄维兵团的防御态势，我总攻部队分为3个集团：以中野4、9、11纵及豫皖苏独立旅、华野特纵炮兵一部等为东集团，由陈赓、谢富治指挥，先歼灭位于双堆集以东的沈庄、李围子、张围子和四个杨庄的敌14军残部及10军之75师、114师；以华野13纵、中野1、3纵组成西集团，由陈锡联指挥，歼击双堆集以西之后周庄、小马庄、马围子、三官庙、葛庄、许庄的敌10军之18师、85军各一部；以中野6纵、华野7纵和陕南12旅组成南集团，由王近山、杜义德指挥，歼击双堆集以南之敌。

各部队虽经连续战斗，伤亡较大，但士气愈战愈高，战斗力愈战愈强。许多部队的连排干部伤亡后，由班长、战士，甚至司号员、卫生员自动代理。总攻前各部队又进一步动员，实行火线整编，教育争取解放战士，开展军事民主，研究歼敌战术，加强通信联络、后勤支前等各项保证工作。各部队提出：哪怕1个旅编成1个营，也要为全歼黄维兵团战斗到底！

12月5日我和邓子恢副政委又将截获的一份电讯报给刘、陈、邓并粟、陈、张：

谍息：杜聿明支(4日)午决不顾状况如何恶劣，采逐次闪进战法，装甲车掩护部队向东楔形突进以与黄维会师，并要求李延年向北采积极行动。同时请求空军协同作战，空投粮弹。

12月6日下年4时30分，刘、陈、邓首长命令发起总攻。各集团以优势兵力和火力，实施有重点、多方向的连续突击，至7日晨，攻占了李围子、李土楼、小周庄、宋庄、东马围子等地，此后我军昼夜不停地对敌猛攻，不让其喘息，我军愈战愈勇，攻坚能力不断提高，伤亡逐日减少，战果日益增大。

敌军在我连续猛攻下，猬集一团，以村舍为核心，以地堡群为骨干，作困兽犹斗，他们每天以1个营至两个团兵力在坦克、炮兵和空军等掩护下，向我反击。我军则依托纵横交织的交通壕和散兵坑，从四面八方同时攻击。每晚以“两点攻击，一点成功”，“三点攻击，两点成功”、“四点攻击，两点成功”的战法，压缩敌阵地，进展显著。

正当黄维兵团遇我猛攻之际，蒋介石于8日给黄维及所属各军长写了亲笔信，签了12兵团全体官兵的“嘉奖令”，连同早已准备好的毒气弹使用说明书，分别空投给该兵团。然而黄维兵团官兵却把蒋介石的嘉奖令看成是“催命符”，一见这道”催命符”就知道“快完了”。蒋介石给黄维的信中说：“决用空军全力拯救你的突围，可径行同空军总部联络。”黄遵此于9日致空军副总司令官王叔铭电被我截获，我们即上报总前委和中央：

息:黄维亥佳(12月9日)致王叔铭谓：南兵团（指的是北上的刘汝明、李延年兵团）如两日内可会师，果则仍勉力固守，否则有要求派飞机降落双堆集接其逃命之意。

可见黄维将军这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我各集团越攻越猛。中央10日3时致电总前委：“各电均悉。对黄维的攻击逐步奏效对李延年的钳制亦有办法，甚慰。尚望鼓全军全歼该敌。”

激战至13日，我东集团占领沈庄、杨围子、杨庄；西集团攻克东西马围子、周庄、腰周圈、小马庄；南集团拿下李土楼、小周庄、大小王庄等地。歼敌14军全部，85军、18军一部，将敌压缩在不到3华里的狭小地域内。

故军死伤枕藉，饥寒交迫。早在12月5日，黄维曾向蒋介石发出求援电，被我截获。该电说黄维5日以竟日惨战粮弹尽绝，过去几日所投粮不足所需1/10，弹不足1/3，官兵日食一餐尚不得饱。须急速空投以维士气。”

到了此时，其官兵更是饥饿难挨，竟然为争夺空投粮食而互相残杀。我军抓紧政治攻势，敌纷纷携械来降，整连整营整团，以至85军23师师长黄子华率师部及两个团向我投诚。刘伯承、陈两将军于12日发出《促黄维立即投降书》。但黄维拒绝投降，希图在弹丸之地顽抗到底，并于12日、13日两次呈请顾祝同准其向我军施放甲、乙两种毒气弹，以封锁我军。

总前委为速歼黄维兵团，13日又调整部署：以南集团为主，东西集团配合，并调华野3纵和13纵加入南集闭作战，南集团改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渠指挥，鲁中南纵队为战役预备队，对拒绝投降的敌军发起了最后的总攻。14日夜，南集团攻占敌临时机场南端及尖谷堆，东集团攻占杨老五庄、杨子全庄,，使敌军核心阵地完全暴露。15日黄昏敌军残部向西突围。我各部立即堵击、追击，于当夜12时全歼黄维兵团，生俘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仅副司令官胡琏等率少数人逃脱。

与此同时华野6纵和渤海纵队11师，中野2纵和豫皖苏军区5个团，在固镇、新桥曹老集一带阻击李、刘兵团。敌以8个步兵师、1个战车大队，昼夜向我猛攻。我顽强阻击12天歼敌万余。

至此淮海战役第2阶段作战胜利结束。我军歼灭国民党军1个兵团部(不含孙元良兵团)、4个军部、1个整师(其中1个师起义)，共10万余人；阻击并部分歼灭南北援敌，将杜聿明集团围困在陈官庄地区。我中野部队也付出了伤亡3万余人的代价。

12月16日，我军开始淮海战役第3阶段的作战。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已于16日夜撤向淮河以南地区；陈官庄地区的杜聿明集团，处于内缺粮弹、外无援兵的绝境。总前委指示，在华野战场休整期间，中野集结于宿县、蒙城、涡阳地区休整，并担任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总预备队。华野于1949年1月6日发起总攻，经4昼夜激战至10日全歼杜隶明集团。

伟大的淮海战役取得完全胜利，我军全歼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5个兵团部、1个绥靖区司令部、22个军和56个师(其中4个半师起义)，共55.5万余人。

四)、淮海战役的伟大意义

淮海战役刚刚发起，中央就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预见。

淮海战役的胜利使淮北地区完全解放，长江下游以北的淮南大部地域入我掌握之中，使中原和华东、华北三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从此人民解放军有了更雄厚的人力物力支援分路南下，迅抵长江北岸，直接威胁南京、上海武汉等重镇。这就为我军渡江作战，彻底推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战略决战思想和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是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英明的战略决策作战方针，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发挥集体智慧，统等领导和临机处置，两大野战军密切协同，三大解放区党政军民全力支援的结果。正如中央的嘉奖电所说是“淮海战役是我人民解放军指挥员与战斗员、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前后方党政军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所获得的结果。”

淮海战役已经过去38个年头了。今天回顾这段经历，许多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记得战役刚结束，刘、邓首长就我组织中野各纵认真总结一下作战经验，尤其是双堆集作战的经验。不久中野司令部编辑了双堆集作战经验汇集请刘、邓首长题词。刘司令员挥毫写道：“淮海战役乃毛泽东军事学说中各个歼灭黄百韬、黄维、杜聿明三军的范例。而双堆集歼灭黄维军一战，则为承先启后的关键。

双堆集作战是中野在解放战争中所进行的规模最大、最激烈的围歼敌主力兵团的村落攻坚作战。因为对手黄维兵团是国民党军的第一等精锐部队，其兵力之多，装备之现代化，工事之强，抵抗之坚决，都是中野第一次遇到的。中野在坚持大别山、转战中原之后，部队消耗很大，兵员不足，装备又差，但仍能在华野配合下勇胜强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至于作战的艰苦程度，恰如邓政委1949年1月11日给毛主席的报告中所说：在总攻的时候，中原各纵伤亡达2万余人，气已不足，结果使用了华野两个纵队才解决了战斗。…战后各纵队一致感觉中野不充实，以不能独歼黄维，增加华野过大负担为憾。

我军在淮海战役中取得的许多宝贵经验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宝库。我仅就中野在华野协同下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行动，谈一些粗浅的体会。

1、总前委审时度势，决心先打黄维兵团

总前委基于对战场形势发展变化的分析，在第1阶段作战将近结束时，即建议将主力转用于南线，以歼击黄维为上策。黄百韬兵团被歼后，总前委认为邱、李、孙紧靠徐州，李、刘背靠蚌埠，均不易抓住；而黄维兵团孤军冒进，易为我军围歼。遂于11月23日向中央报告：现在开击黄维时机甚好，只要黄维全部成大部被歼，较之所灭李、刘更属有利。

中野首长又以勇挑重担、破釜沉舟的决心，全力以赴，在华野大力协助下，取得了全歼黄维兵团的胜利。前线高级指挥员这种把全局审时度势，临机决断的高超指挥艺术和敢于承担风险的宏伟胆略，是由于他们深刻领会并创造性地贯彻了中央关于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的战略意图，因而取得了最佳战果。

2、根据战场情况的发展，适时变换战法

中野围歼黄维兵团作战的头两天，是在运动中实行阻击，预置囊形阵地诱敌深入，转而全线出击，猛力向心合围。敌被围后，我全面封闭敌人，紧缩包围圈，以顽强的拦击对付敌人大规模突围。继则根据敌顽强固守和我军炮火不足的特点，提出“坚决持久围困敌人的方针，采取稳扎稳打，逐点攻坚的战法；强调抓住敌人每次出击之机，在运动中杀伤敌人解决阵地编成，进行工程浩大的近迫作业，把交通壕逐步延伸到敌人的前沿阵地，甚至进入敌人第1道鹿砦之内，构成了完整的进攻阵地组织火力，把全部炮火集中使用，普遍推广炸药抛掷筒。待投入战役总预备队，发起总攻时，各纵队集中优势兵力，实行有重点、多方向的连续突击，猛烈杀伤和压缩敌人，最后终于全歼守敌。刘司令员对此总结说：“双堆集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围歼敌人终，我在转换关头上用不同战法而持之以顽强，必须着重研究而发扬之。”

3、坚持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纯，保证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淮海战役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邓小平、张际春领导下，在前阶段整党整军的基础上更为活跃。首先组织各级干部深入学习中央的战略意图和总前委关于先打黄维兵团的作战计划，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确立勇挑重担，破釜沉舟，敢打更大胜仗的信心与决心。各级领导干部和政治机关深入部队，帮助做好战前动员和战斗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强调坚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加强团结，密切协同，顾全大局，为了整体不惜牺牲局部和个人利益；发扬不怕困难，艰苦顽强，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把战斗动员、作战行动，和开展军事民主、火线练兵、火线评查结合起来；和群众性的思想互助、立功运动结合起来，从而使部队的战斗勇气和信心建立在坚实的自觉基础之上。

至为重要的还有，在战斗激烈、情况多变、伤亡又大的情况下，以最大決心一再进行火线整编，始终保持战斗建制，部队也始终保持着坚初顽强的战斗力。这一工作的关键，一是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全作用和党员服从命令、英勇作战的模范带头作用，及时吸收积极分子火线入党。二是要坚决果断，及时编并调补，大胆选拔干部，补充缺额。

4、在军事打击下，大力开展政治攻势

5、党、政、民全力支前，体现了人民战争的无限威力

中央和毛主席十分重视这次淮海决战的后勤支前工作，曾一再指示总前委会同中原局、华东局与华北局统筹解决全军和民工130万人3至5个月的粮草、弹药和10万至20万伤员医治等项问题。

周恩来副主席对此也十分重视，委派杨立三参加统筹淮海战役的后勤支前工作。我们请示中央的电报，周副主席亲自过问，件件有具体批示。

战役开始前，鉴于中野粮弹缺乏，严重减员的状况，刘、邓首长强调，一定要把后勤支前工作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来抓。指定我协助邓子恢副政委组织部队后勤和地方支前工作。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坚决贯彻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把动员支援前线，作为高于一切的任务。邓子恢副政委要求书记们亲自到前线，不惜打烂坛坛罐罐，其他工作，打完淮海战役再说。

人民群众全力支前，提出了“前方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的口号。许多乡亲自动把房子拆了，把房梁、门板送给部队筑工事。不少群众把谷种也拿出来支前。我曾亲见乡亲们饿着肚子把热气腾腾的馒头、大饼送到前线部队。战士们拿着馒头，感动得流着泪说：“不打胜仗，对不起人民哪！”可以说为支援准海战役，人民群众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仅豫皖苏地区就支援米、麦2485亿斤，绿豆、黄豆、花生540万斤；派出民工200余万人以上，担架8万余副。据中原局1949年2月9军委和华东局电称：中原在淮海战役中，供给华野粮食4.3亿斤，已超过徐州后勤会议规定的数目。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力量！正如陈毅司令员所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句话非常形象、深刻地说明，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前后方党政军民共同谱写的人民战争的壮丽篇章，没有人民的全力支援，就谈不上淮海决战的胜利。

38年前当我们总结作战经验时，邓小平政委曾在题词中嘱咐：“双堆集胜利，仅仅是全国千百次重要胜利的一个。一如坚持大别山的意义一样，只能把它的宝贵经验提取出来，作为我们继续进步的基础，而不能把它变成障碍自己前进的政治包袱。”

重温这段话，依然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准海战役的经验，有些只是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才适用的。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们指挥淮海战役的伟大实践，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他们为建立新中国的献身精神，对于教育后人和研究、指导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当把老一辈当时在战略全局上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决战的宏伟气魄，作为坚持改革，“继续进步的基础”，推动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激励全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伟业而团结奋斗!

二、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为什么失败

淮海战役中，我军的一线作战人数约为60万人，而国民党却有80万人，两者之间除了人数在装备上差距也有着天壤之别。一边是小米加步枪，一边是美式装备，可为何解放军还是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胜利？国军之所以会一触即败，或许从一些老兵的回忆中能够得到答案。

与普通人不同，那些在战争中存活下来的老兵，更了解战争的残酷。据国军老兵回忆，淮海战争的失败，有着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点就是他们看着解放军不要命的冲，于心不忍。毕竟都是一国同胞，一时心软让很多人都放弃了战斗。事实真的如此吗？

1949年已然是建国前夕，此时枣庄到徐州一线聚集了两方超过百万人的军队。解放军虽然明面上只有60万，但是在背后却有着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百姓们自发帮忙，运送军粮补给，解决一切后勤事务，以此来回馈我军的惠民政策。

众所周知在1947年9月开始，解放区内全部施行土改，这一措施为我军收获了大量的民心。而解放军与国军的口碑更有着天壤之别，国民党平时横征暴敛，不注重百姓民生，导致国军在战场上后勤频频出差错，没有了群众基础就注定了国军的失败。

我军和国军的军队素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从红军长征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我军在战斗中一直秉持着吃苦耐劳，勇敢无畏的精神，有极高的纪律性。与之相较的国军，基层士兵大多都是缺乏训练，军纪涣散，遇到逆风局时要么四散逃跑要么干脆投降。

除此之外，出色的指挥也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国民党高层最喜欢的就是以外行指挥内行，委员长经常会下达一些不明智的决策，对战争没有帮助，还会拖延战机，手下的将士却敢怒不敢言。在淮海战役中，虽然杜聿明开战前就关闭电台，拒绝接收南京方面的电报，却没想到南京会派飞机空降指令，这让杜聿明欲哭无泪。

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已经度过抗日战争后的国军无心战争。淮海战役时期，解放军的攻势非常恐怖，一个个不要命地往前冲，投入战争的人数非常多，国军还没开战就被吓破胆。看着解放军冲破高地，一个个解放军战士倒在机枪下，国军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最后他们不愿意再看到手足相残的画面，同时也畏惧于解放军的攻势，只好投降。

淮海战役中，国军投降的人数高达320355人，另外还有35093在战前投诚，28500人起义改编，总计383900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国民党的政策多么不得人心，即便是军队中的士兵都不愿意再为国民党卖命。而我军则不同，以悍不畏死的精神，博得了敌我两方的敬重，让敌人心理的最后防线彻底崩溃，放下手中的枪械不再参与国家内战。

《国军将领淮海战役亲历记》认为：国军败因之一，部队整编太失败

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6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以60万人，打败了近80万的敌军，歼灭国军部队55.5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为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淮海战役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参战人数之众，歼敌数量之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灿烂辉煌的一页。当年亲历淮海战役的国军将领们，也在战后对这次战役写下过各种回忆录。

由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淮海战役亲历记》，就真实地记载了当年国军将领在战役中的心理状态和作战实况，以及战后的反思和总结。本文谨从纯军事角度，对淮海战役中国军的败因，作出一些粗浅的阐述。

抗战胜利后，凭借美军强大的军事援助，比照美军的编成方式，国民政府迅速将其军队进行整编换装，编制结构的改变和新式装备的列装，确实优化了军队的指挥层级，增强了部队的战力，更初步具备了机械化合成部队的雏形。

但这些将野战炮兵、野战工兵、装甲战车兵、轻步兵、机械化辎重运输辅助部队等等兵种组合在一起的合成兵团，却根本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新的合成化战术指导思想。指挥官们仍然按照过去指挥单一骡马化轻装步兵的方式，去指挥这样的机械化合成部队。

正好处于转型期的国军，就像一条正在蜕皮的蛇，貌似获得新生，表面上气势汹汹，实际上正是它最没有攻击力的时候。

1948年11月3日，当黄百韬接到撤退命令时，刘峙在电话里亲口许诺他，会派工兵团提前架起3座浮桥，让他能够迅速摆脱华东野战军的追击。11月7日，当黄百韬兵团赶到运河边上时，才发觉根本没有什么浮桥，运河上还是只有原先那座孤零零的铁路桥。

就是这么一条运河，竟然挡住了黄百韬兵团整整两天时间，以致被华东野战军各纵队追了上来，最终围而歼之。

同样的一条运河，为何黄百韬兵团两天过不去，而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却仅用一天一夜时间就过去了，而且还是在仅有的一座铁路桥也被过河后的黄伯韬炸断之后，仍然能迅速过河对其紧追不舍……

究其原因，国军整编换装后，黄百韬兵团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支机械化重装部队，先不提之前就已经装备优良的25军，就连辖下的粤系杂牌63军、64军也摆脱了过去的单一骡马化行军方式，在整个撤退过程中都是以半机械化方式进行开进。

这就导致了黄百韬兵团编有大量的机械化辎重运输辅助部队，这些部队在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区是八面威风开进神速，但是到了江河纵横的水网地区时，这些机械化重装部队的弱项就暴露无遗了。

更要命的是，加强部队行进速度，黄百韬竟然将两个野战工兵团编入了一线普通作战部队，使其失去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专属职能。

反观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在追击黄百韬兵团时，以船渡、泅渡、桥渡，甚至从下游浅滩处徒步涉水渡河等等灵活的方式，从各个方向渡过运河，从而达成后发先至，迅速围堵的战略任务。

特别是华野一纵，本来距离敌人足足有一天的路程，在黄百韬兵团第63军已在窑湾架设浮桥开始渡河的时候，华野一纵连夜轻装疾进，于11月8日追上63军，趁其重装部队尚未完全过河，无法展开之际，华野一纵以轻装步兵将黄百韬兵团第63军就地歼灭。

试想，若黄百韬兵团辖下各军仍是之前的单一骡马化轻装步兵，以那样的行进方式，小小的一条运河能够挡住他们两天吗，63军又怎会让整整落后一天路程的华野一纵追上来，最终覆没于窑湾渡口。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黄百韬虽也算得上国军中一员能打能拼的骁将，但在统率机械化合成兵团时，仍然缺乏整体的把控能力，以及率领这样的新型部队，所应该具备的全局预判能力。

这就更加说明了黄百韬用以往的战术指导思想，根本驾驭不了升级后的机械化合成兵团的作战方式，其结局必然是全军覆灭。

前些年，央视8套有一部反映当代军旅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名字不记得了，剧中也重点突出了类似的存在问题。剧中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军区演习，“红蓝”两军对决，“红军”辖下的一位合成旅旅长想剑走偏锋，速战速决。他嫌保障分队是累赘，演习前不愿让保障分队参加，后来勉强让这支保障分队参加演习，却又嫌弃保障分队车辆多、行驶慢、目标大，为了做到隐蔽前进，竟然不让保障分队跟着大部队走，让这支没有多少自卫能力的保障分队远离部队，单独开进。

这支保障分队在单独开进途中被“蓝军”俘获，而此时演习导演组临时更改了演习计划，为“红军”设置了更多难题和障碍，使得预计3天的演习延至8天。

结果，“被俘”的保障分队在“战俘营”里好吃好喝地玩了七八天，而这支“红军”旅却忍饥挨饿，在缺乏粮弹和油料补给的情况下，反被实力远不如自己的“蓝军”打败。“红军”旅长受到了上级严肃的批评。”

这部电视连续剧真实地反映出，转型期的部队，如果指挥官仍然沿用从前的指挥模式去指挥新的合成化的作战部队，那必然对这样的部队既不会用，也用不好，最终必定导致灾难的发生。

1948年11月，邱清泉兵团奉命解救黄百韬兵团，被华野部队阻于大许家一带无法前进。11月15日，国军空军司令周至柔按预定计划准时对华野阵地进行轰炸后，邱清泉兵团辖下各军却因为没有沟通好各自炮兵部队的射界，生怕被误伤，没能按照既定时间对华东野战军发起攻击。

周至柔随后上报南京国防部，指责邱清泉按兵不动。等邱清泉协调好兵团所属各军准备出击前，要求周至柔出动空军再次协助攻击时，周至柔却又负气置之不理，未实施轰炸，致使邱清泉兵团遭受严重损失。

12月8日，邱清泉将第1快速纵队的战车团配属给了重建后的74军，命邱维达率74军为整个兵团杀出一条血路。华野10纵对74军的这次突围是这样向野司报告的：

“敌坦克进行攻击时善于集中其炮火，多采取宽大正面的而有重点地攻击。在主攻方向集中炮火轰击一点，突破一点巩固一点，再行伸展。

在攻击队形上采取前接头的三角队形，并有纵深的配备。

在战术上善于寻我侧背或结合部，实行迂回攻击。如正面攻击不利时即就地停止，进行近迫作业，判知我翼侧薄弱时，即以一部实行大胆的翼侧攻击。待翼侧成功后，正面即行攻击。”

从10纵的这份报告中不难发现，国军的坦克战术战法是有一定造诣的。但结果呢，74军在突围失败后，邱维达和坦克部队指挥官在邱清泉面前打起了嘴皮官司。

邱维达称：“坦克开进速度太快，攻入华野阵地前，就已经把步兵抛在身后，步兵失去坦克的掩护，在华野猛烈的火力还击下，沦为活靶子，伤亡惨重。”

坦克指挥官却说：“坦克已经冲垮了敌军阵地，但74军的步兵根本就没有跟上来，没有了步兵的掩护，敌方随便上来一个散兵，一束手榴弹就可以干掉一辆坦克，自己才是有苦说不出来……”

步兵与空军、步兵与坦克的协同作战已如此糟糕，更要命的是，国军的辎重运输方式竟比上述军兵种的协同作战更为不堪一击。

由于国军机械化兵团消耗巨大，部队无法随队携行太多物资，只能依靠火车、汽车进行转运。而这样的保障模式对战区的基础设施要求较高，对道路的依赖特别强，铁路、公路、桥梁、涵洞等等都涵盖在这一范畴。

国军因为得到大批美援，短短两年时间，军队就得以快速转型成为机械化合成部队，但国家的基础建设并未得到同步的发展和改善。

“什么样的工业水平，决定什么样的战争形式。”而国民政府恰恰就根本没有搞懂这一重点！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刚开始，华东野战军便从八义集、大许家地域插入，迅速切断了陇海铁路。何基沣、张克侠领导的贾汪起义，更是阻断了黄百韬兵团退回徐州的道路。失去了铁路和公路，黄百韬兵团12万机械化重装部队，瞬间就陷入万劫不复的死地。

而前因是什么呢？前因是黄百韬兵团从新安镇撤退时，先经陇海铁路将大量部队无法随身携行的重武器及物资送回了徐州。这就造成了人员与武器分离，物资与部队分离的恶果，导致后来被困辗庄时陷入无粮无弹的窘境。

第二阶段作战同样如此，中原野战军果断攻克津浦路上的宿县，掐断了徐州集团的补给线。这就造成了杜聿明集团整个80万人马失去了后勤保障，光靠空军那一点点的空投，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聊胜于无……

国军这样子的“跨越式发展”，特别是这种高度依赖铁路、公路，看似高效，实则脆弱的保障体系，到得最后，因为没有得到基础建设的支撑，以及后方部队安全有效的保护，反而让自己吃了大亏。黄维兵团的覆灭就是典型的例子。

黄维率部从河南确山向淮海战场机动的过程中，战车部队、野战炮兵部队、以重型卡车为主的辎重运输部队，所经沿途不仅没有像样的公路网，而且还要不停地渡过江河水网地区，以致部队行动迟缓，处处受制。

沿途的战斗又使得机械化重装部队的燃料消耗过大，原来计划到达宿县就能获得补给，哪知宿县又被解放军抢先夺取，想掉头去蚌埠再行补给时，却已经身陷重围，弹尽粮绝，只得被动地死守双堆集等待救援，从而导致最后被歼。

孙元良兵团比起黄维兵团也好不到哪去，该部由商丘调蒙城时，和黄百韬的想法一样，凡是带不走的重型装备和物资统统装上火车南运徐州，结果，列车驶进夹沟车站时即被解放军截获。

孙元良率部从徐州西撤时，联勤总部第三分部用300多辆汽车为该兵团运粮，又因路况奇差且败军拥堵，其中的100多辆汽车远远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出徐州城不久，就被华东军区的一拨县大队、区小队等等地方部队所截获……

淮海战役，单纯从军事角度上讲，国军的败因有很多，但其中的一大原因就是部队在1945年至1948年间，整编换装过程中的“跨越式大发展”。

国军纯粹以美军为蓝本进行仿效，只求从形式上把部队升级为机械化合成部队，而从根本上忽略了现代化战争对机械化合成部队的种种硬性要求。

国军在战术指导思想、指挥协同体系根本就缺失的情况下，硬要将其部队整编为机械化合成兵团，如此东施效颦，结果当然可想而知，更遑论什么军兵种之间的协作关系，以及后勤保障中，对铁路、公路等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保护……

所以，国军在淮海战役中注定是要失败的。很多影视剧中都有这样的描述，一些国军被俘将领输得还不大服气，扬言“有本事就拉开架势，正正规规地再打上一次……”

要按我说，就国军这样的部队编成体系、合成指挥体系，以及高度依赖铁路公路的后勤保障体系，就算是再打十次，也必定是再输上十回，在这一点上，是毫无疑问的！

三、粟裕晚年回忆淮海战役：毛主席十分尊重指挥员是淮海战役胜利原因之一

1948年9月30日，正当齐鲁大地五谷丰登，人民欢呼胜利之际，粟裕便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冒着连绵的秋雨，由宁阳转移到曲阜。

这是粟裕二进曲阜。一个月前，他在这里召开华野前委扩大会议，部署济南战役，来去匆匆，没有来得及尽情观赏孔府、孔庙、孔林的壮丽景色。

这一次，他将在这里住一个多月，召开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精神，部署即将进行的淮海战役。

粟裕等华野前委领导同志住孔府，华野前委扩大会议的会场设在孔林。

古老的孔府、孔林，路上车水马龙，空中电波四射，打破了平常的幽静。

孔子生前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两千多年后，他的府第竟然成了华东野战军粟裕发号施令、指挥千军万马的大本营，在这里筹划了场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大决战。

对于淮海战役，历史学家经常把11月8日之前计划的淮海战役称为“小淮海”，11月9日之后计划的淮海战役称为“大淮海”。从“小淮海”到“大淮海”，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几个关键时期，粟裕都提出了具有真知灼见的重要建议。他的第一个建议是9月24日举行淮海战役。中央军委对此建议持谨慎态度。

9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两份电报，粟裕被要求：召集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等出席会议的干部召开会议，讨论行动问题，并报给我们审查最后意见。

下午，刘伯承、陈毅、李达给军委发电报，并发给粟裕，表示：“同意进行淮海战役。”

经过一天的考虑，中央军委于19时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第三份电报：“我们认为进行淮海战役是非常必要的。”

并指示将两步行动改为三步行动，即第一次行动目标，应该是消灭新安和运河线的黄（百韬）军。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粟裕主持了华野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从10月15日至10月24日持续了20天。

同时，召开了三次作战会议，讨论制定淮海战役作战方案。9月下旬至10月中旬，粟裕等华野指挥官与中央军委频繁通电，反复讨论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和部署。

10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电报《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确定这次战役的作战任务主要是歼灭徐州刘峙集团的主力，开拓苏北战场，连接山东和苏北。

之后，华野分成两个兵团，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和苏中作战，其余主力组成西兵团走出河南和安徽，与刘、邓合作在中原作战。

在南线战略决战中，这个计划和部署仍然是人们常说的“小淮海”，而不是“大淮海”。

10月下旬，陈毅、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先后攻克郑州、开封，进入徐州、蚌埠与华东野战军合作。

粟裕着眼大局，预见华东和中原两军野战军将从战略合作发展到战役协同作战，战役规模将比原先想象的要大。

因此，要建立统一的指挥体系，统一作战指导思想，保持同步，最大限度地发挥两野战军的整体实力。

因此，他向中央军委建议，由陈毅和已经抵达郑州的邓小平统一指挥淮海战役。

10月1日，粟裕发电报给中央军委、陈邓、华东局、中原局，称他将遵照命令，于11月8日晚发动淮海战役。

同时，他建议：“这次作战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陈毅）、邓政委统一指挥。”

华东和中原两个野战军汇合后的指挥是他们面临的紧迫问题。粟裕的电报来得正是时候，毛、周、朱立即研究并同意了建议。

11月1日，毛泽东起草了给中央军委的答复指示：“整个战役在陈邓的统一指挥下进行。”

11月2日，陈毅和邓小平回答说：“我们应该负责指挥这场战斗，但由于通讯工具太弱，请军委多指挥粟谭。”

这样，淮海战役中的统一指挥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淮海战役发动后，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战线委员会，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统一领导指挥前线作战和后方支援工作。

粟裕的建议解决了当时中央军委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最初参加淮海战役的部队包括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15个纵队和临时指挥的中野第11纵队共16个纵队，以及陈毅、邓小平率领的中野4个纵队。

在中央军委决定统一指挥之前，粟裕主动提出了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的建议，为顺利解决南线战略决战的指挥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再次体现了他以大局为重、无私、开明、光明正大的精神，以及甘做副手的高贵品质。

11月7日，淮海战役开始后的第二天，粟裕紧张地组织指挥了对黄百韬军及其增援部队的合围，同时冷静地观察和分析了敌情，预测敌人可能的对策，规划未来的作战计划。

此时，辽沈战役已经圆满结束，消灭了四十七万多敌人，解放了整个东北。

战争双方的力量平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优势。

中央军委决定淮海战役由陈毅和邓小平统一指挥，保证了两个野战军在一个战场上的组织领导。

此时，敌情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海州和连云港的蒋军已经撤退，原打海州的计划不需要实施；驻扎在贾汪地区的何基沣和张克侠即将起义，华野部队可以通过他们的防区迅速南下徐州以东，切断黄百韬的撤退路线。

这些情况表明，淮海战役发展成为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11月7日上午，粟裕率领华野指挥部到临沂，得知徐州蒋军企图南下。他与陈士榘、张震商量，认为无论战局如何发展，都要孤立徐州，切断敌人的陆上撤退路线。

他们先后给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王建安、中央军委、华东局、中原局发电报：徐州敌人企图南下，何基沣和张克侠可能会起义，并判断淮海战役后，有可能提前夺取徐州，也有可能孤立徐州，使敌人无法南下，目前主要关键是能否彻底歼灭黄军，同时做好下一步准备。

11月7日晚，粟裕率华野指挥机关转至临沂以西，陈士榘随前指行动。粟裕同张震接着白天的话题长谈。

粟裕兴奋地说：“现在东北全境已经解放，解放战争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仗怎么打，怎样能更快地给蒋介石以决定性的打击。”

他们分析全国战局，估计敌人可能采取的方针，权衡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认为必须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使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

粟、张谈话结束，已是深夜。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们认为，必须把这判断和建议立即报告中央军委、陈(毅)邓(小平)和华东局、中原局。

于是，粟裕不顾疲劳和寒冷，奋笔疾书，起草电报，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完稿时天已大亮。他和张震共同署名。这就是著名的“齐辰”(即8日7时至9时)电。

张震后来谈到“齐辰电”说：“在起草这份电报的过程中，我深为粟裕同志的深谋远虑所折服。此电中心问题是分析：将敌人主力抑留在江北逐次歼灭有利，还是将其赶过江南留待将来歼灭有利。”

“如果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再挥军南下淮阴、淮安、宝应、高邮地区，则可能把敌人赶过江去；如果西取徐州，不仅抑留了徐蚌间现有敌军，且调动黄维之十二兵团拼命北上以解徐州之围。”

“粟裕同志不仅想到了下一仗下两仗该怎么打，而且想到了我大军渡江后在江南的仗该怎么打，而且想到了全国解放后江南各省的恢复问题。”

电报发出后，粟裕长长地呼了一口气，眼睛里也布满了血丝。熬过了几个不眠之夜，他太需要好好地睡上一觉了。

然而，在这个战略转折的关键时刻，在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的重要关头，他必须全神贯注，分秒必争，坚守岗位，立即投入紧张的战役指挥。同时以急切的心情等待中央军委的复电。

11月9日深夜，军委和毛主席的复电到了。

电报说道：“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东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

这份电报表明，中央军委已经下决心，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将长江以北的蒋军主力歼灭于徐州及其周围地区。

几十年后，粟裕回忆淮海战役，谈到中央9日来电，仍然心潮难平，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说：“中央这个电报虽短，但是字字千钧！”

后来的战局发展，果然不出粟裕所料，蒋介石集团被迫实行了粟裕所说的第一种方针。

10月中旬，国民党统帅部就察觉在鲁中的华野和在豫北的中野有南下、东移动向，徐州首当其冲。

蒋介石认为：徐州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一度考虑“放弃徐州，守淮保江，拱卫京沪”，并且批准了“国防部”在10月29日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战略计划。

但是，他们判断不明，决心不果，举棋不定，误认为华野和中野行动甚缓。

因此，他们的“守江必守淮”的战略计划并未付诸实施。此时辽沈战役大局已定，蒋介石担心，辽沈战役，再加上徐州不战而退，影响人心士气，会导致政局不稳，因而改变决心，准备将兵力集结于徐州及徐蚌段铁路沿线，作攻势防御。

11月4日，蒋介石派心腹顾祝同到徐州“剿总”，传达他的决定，调整作战部署。这时，离华野发起淮海战役仅有两天时间。

华野迅速完成对黄百韬兵团的分割包围，截断徐州之敌的南撤道路，国民党军队不得不乖乖就范，被抑留在徐州地区与人民解放军决战，想要退守淮河也无计可施了。这正是粟裕设想的最佳方案。

对此，国民党内有识之士也所见略同。

徐州集团蒋介石的几员大将，虽然表面上气壮如牛，扬言依靠手中几十万军队可以与解放军打五六个月，实际上却胆小如鼠，最终无可奈何地承认落花流水春去也，难逃丧师覆旅的悲惨命运。

用兵之要，先谋为本。在淮海战役的决策过程中，粟裕迭出奇谋，连献三策，对于中央军委作出举行淮海战役并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的决策，以及顺利解决淮海战场战役指挥问题，作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

1948年10月下旬，淮海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10月23日，粟裕与谭震林、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淮海战役预备命令，决定集中华野全军兵力，同中原野战军密切配合，首先歼灭黄百韬兵团，并求歼冯治安一部或大部，尔后视情况发展进击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及新安镇、海州，或再歼由徐州东援之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一部或大部，乘胜扩张战果，西进津浦，南逼长江，打烂蒋介石的防御体系，迫使敌人完全转入防御。

预备命令发出后，华野全军立即进入紧张的战前准备，粟裕和华野指挥机关整装待发。

粟裕密切注视战场态势的变化，及时调整作战部署。

11月28日，粟裕与谭震林联名向中央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报告调整后的作战计划：采取声西击东的策略，在运河东作战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主，同时在运河以西造成我南北聚歼李弥兵团、攻略徐州之态势。战役发起时间，运河以西各部为11月7日晚，运河以东各部为11月8日晚。

10月30日，军委复电指示：“计划与部署甚好，望即照此执行。”

粟裕于10月31日致电中央军委等，报告他已到达前线：“淮海战役当遵命于十一月八日晚同时发起战斗。”

此时，蒋介石集团也加紧筹划“徐蚌会战”。11月3日，蒋介石派“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携带会战计划到葫芦岛见杜聿明，督促杜到徐州上任。

11月4日，又派他的参谋总长顾祝同到徐州，具体部署“徐蚌会战”。

在顾祝同主持的军事会议上，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冯治安诸将都说在自己防区当面发现解放军重兵集结。

他们估计，解放军主力将由鲁西南地区南下，而不会由徐州以东发动攻势。最后，顾祝同拍板定案，放弃海州、连云港，固守徐州，集结兵力于津浦路徐蚌段，进行攻势防御。

华野指挥机关很快侦知蒋军动向，判断蒋军会集中兵力固守徐州及徐海段、徐蚌段，以阻我南下攻势，掩护其加强江防及江南后方部署。

11月6日，又发现驻海州的第四十四军有西撤新安镇并归黄兵团指挥的动向，在冯治安部的何基沣、张克侠在发动起义上行动要求更趋积极。

这些情况表明，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宜早不宜迟。

粟裕当机立断，决定改变作战计划，将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提前两天，即由11月8日晚改为6日晚。当天戌时(19到21时)，就把作战部署上报毛主席、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等，同时下令部队执行。

11月7日，毛主席、中央军委复电指示：完全同意。

这件事，给粟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把我军的高度集中统一和充分发挥战区指挥员的主观能动作用最好地结合起来。这是我军得以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军指挥关系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本质的生动体现。”

时间就是军队，时间就是胜利。后来的实践证明，粟裕靠主观努力争取到的两天时间，是多么宝贵呀！

这两天时间，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创造了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的有利战机。

11月5日顾祝同主持的徐州军事会议，决定撤出海州、连云港和徐海线驻军，向徐州集结兵力。

同日，刘峙指令驻守海州的第四十四军西撤，并电令黄百韬兵团掩护，待该军到达新安镇以后再开始行动。

为此，黄百韬在新安镇等了两天，到7日凌晨才开始西撤，白白浪费两天时间。这两天时间对华野围歼黄百韬兵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也是黄百韬兵败时所后悔莫及的。

与此同时，华野全军分三路向南挺进，从徐州东南西北几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横扫淮海路以北150公里广阔地区国民党军阵地，先后攻克鲁西南的郯城和苏北的邳县，迫近黄百韬兵团。

11月8日，发现黄百韬兵团有继续西撤迹象，粟裕立即命令华野各部迅速截歼。

在这两天内，华东局和华野前委成功地组织指导了何基沣、张克侠所部的起义。

何基沣、张克侠都是我党直接掌握联络的党员，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徐州“剿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

第三绥靖区被蒋介石推上内战前线，驻守徐州东北的贾汪、台儿庄地区。

但是，多数官兵对蒋介石排斥异己的政策不满，厌恶蒋发动的内战。我党在这支部队里有一定的工作基础，不少人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抱同情态度。

早在淮海战役发起前，华东局和华野前委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加强了第三绥靖区部队的策反工作，派人通知何基沣、张克侠，解放军将要发起淮海战役，要求他们争取率部起义。

何基沣、张克侠冲破蒋介石特务的监视和反动将领的阻挠，经过紧张的策划，毅然于11月8日凌晨率部起义。

参加起义的有一个军部三个半师2.3万余人。于是，徐州东北大门洞开。

华野右路军三个纵队迅速通过起义部队防区，渡过运河、不老河，直插陇海路，攻占大许家、曹八集，切断了黄百韬兵团西撤通路。

这个消息传到西柏坡，毛主席和周恩来兴奋异常，以茶代酒，举杯祝贺。毛泽东在11月8日的电报中说：“何、张起义是(淮海战役)第一个大胜利。”

粟裕后来谈到发起淮海战役的决策，特别强调“兵贵神速”对该役第一阶段作战胜利的意义。他说：“如果再晚四个小时，让黄百韬窜入徐州，那仗就不好打了。”

黄百韬虽然侦察得知华野集结于鲁南临沂地区，并有南进企图，但是他也未料到华野行动如此快，更没有想到会发生何张起义。

等到他开始西撤时，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已经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所部已成了瓮中之鳖。

他的后面，是从海州、连云港方向转兵西进的第一、第六、第九和鲁中南四个纵队，沿陇海路南侧紧追不舍。

他的右侧，是第四、第八两个纵队沿陇海路北侧追击，直插运河东岸，与其兵团的先头部队展开激战。

他的左侧，是苏中第十一纵队和江淮军区两个旅沿运河西岸北进，挡住了他的左翼掩护部队第六十三军的前进道路。

他的前方，是由贾汪南下的第七、第十、第十三纵队，同由宿迁、睢宁北进的第二、第十二、中野第十一纵队，共计六个纵队，南北对进，直接威胁徐州，切断了徐州守军与黄百韬兵团的联系。

紧紧跟随着华野部队前进的，是潮水般的支前民工。他们推着粮弹，扛着担架，部队打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保证后方勤务的不间断供应。

华野前委发出政治动员令，要求部队抓住在江北大量歼敌的有利战机，不为小敌迷惑，不为河流阻挡，勇猛果敢出击，敌人逃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活捉黄百韬，全歼黄兵团”。

华野各路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黄百韬兵团猛扑，有的部队以一天行军60公里到70公里的速度飞兵前进。

遇到河流拦路，战士们就跳到水里，扛起门板，搭成人桥，保证部队通过。指战员们饿了就啃点干粮，渴了就喝点冷水，脚上磨出了许多血泡。

有的鞋底磨破了，干脆脱掉鞋子，赤脚行走。越是艰难困苦，越是斗志昂扬，在紧张的急行军中依然谈笑风生。

战士们风趣地管黄百韬叫“往北逃”，用他的名字谐音编成顺口溜：往北逃，逃不掉。往西逃，没有道。东逃是大海，南逃跑不了。四面包围似铁桶，看你能往哪里逃？

华野文工团的同志深入到各个纵队，随突击部队一起前进。他们走到哪里，宣传鼓动工作就做到哪里，部队的情绪顿时活跃起来。

文工团一团团长沈亚威随八纵队行动。这位后来成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的著名音乐家，夹在追击队伍的洪流里，一股不可遏止的创作激情涌上心头。

他边奔跑边对文工团员韦明说：“快，写个词！”

“写……什么？”气喘吁吁地韦明问。

“就写：追上去！追上去！”

于是，一首响彻淮海战场的歌曲《乘胜追击》在战火中诞生了。

华野指战员们唱着这首歌追击黄百韬兵团，不久又唱着它追击杜聿明集团。

1949年4月，它又作为《淮海组歌》的组成部分，由第三野战军文工团到北京演出。

毛泽东看后高兴地称赞说：“三野的仗打得好，歌也唱得好。”

粟裕率华野司令部随突击兵团前进，于11月9日到达运河车站，粟裕此时将注意力集中在运河车站及其以南的窑湾截击黄百韬兵团的战斗上。

运河车站位于新安镇以西约50公里处，南北走向的运河与东西走向的陇海路在此处交叉，是黄百韬兵团西撤的主要通道。

黄百韬的兵团部和主力部队10余万人，加上从海州、连云港撤出的地方官员和眷属，靠仅有的一座铁桥抢渡运河，人马拥挤，乱作一团。

他赖以起家的第二十五军，尚未到达运河就被灭了一个师，担任左翼掩护的第六十三军，预定由运河站的窑湾渡河，刚刚从新安镇走出20公里，就被华野部队追上，被歼灭一个师，其余部队又被华野第一纵队紧紧包围在窑湾地区。

粟裕刚刚进入作战室，就与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张翼翔通话(一纵队司令员叶飞因病留后方治疗)，了解他们歼灭第六十三军的决心和部署。

他告诉张翼翔，东北野战军已将卫立煌的47万人就地歼灭，傅作义的60万人处于华北、东北我军的夹击之中，刘峙集团这个庞然大物也是一夕数惊，惶惶不可终日。整个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

粟裕问：“你们一个纵队消灭敌人一个军，有把握吗？”

“有！”张翼翔坚定地回答。

“好，预祝你们胜利！”粟裕提醒他：“六十三军虽然士气低落，军心动摇，但受反动宣传较深，不了解我军俘虏政策，可能负隅顽抗。因此要注意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结合起来。”

一纵的歼灭战打得很艰苦，也很漂亮。经过两日夜的激战，歼灭第六十三军二个师五个团1.3万余人，军长陈章在泅水逃窜时遭溺毙。

司马迁说：“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粟裕就是一个奋不顾身、解国家之急的人。

粟裕同张翼翔通完电话后，随即赶到运河铁桥。这时，运河桥头的战斗刚刚停止，偶尔还可以听到零落的枪炮声。

第八纵队刚在此歼灭守桥部队一个团，战场尚未来得及清理，到处是敌人遗弃的尸体、枪械，还有伤兵、散兵。

部队和支前民工拥挤在一起，秩序很乱，影响大部队通过。时间就是胜利。早一分钟渡过运河，就多一分胜利的希望；多延误一分钟，就可能给敌人一分喘息的机会。

如何组织部队顺利通过铁桥，加快向运河以西前进的速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粟裕当机立断，在桥头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别开生面，各纵队首长先后赶到，分批开会。

粟裕站在桥头大声说：“同志们，我们是毛主席的部队，是有纪律的军队。大家想尽快通过，早消灭敌人，是好的；但是必须有先有后，有秩序地通过。”

听到粟司令亲切有力的话语，部队立刻平静下来。粟裕指示：组织部队扑灭桥上的火焰，铺好枕木、桥板，掩埋清除敌人遗弃的尸体、杂物，保证坦克、汽车、炮兵、民工顺利通过；设置桥头指挥岗，统一安排过桥顺序，使部队依次迅速通过。

各纵队根据所处地段的条件和水情，架设浮桥，利用民船，抢渡运河，水浅的地方组织步兵徒涉或泅渡。总之，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迅速顺利渡过运河，达成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

在粟裕的亲自组织指挥下，华野各纵队迅速渡过了运河。指战员们说：“我们的粟司令不仅在战役全局上英明指挥，而且在重要关节上亲临一线，发现问题果断处理，保证作战的胜利。真是难能可贵！”

与此同时，国民党第一百军第四十四师渡过运河后，抢先向徐州撤退，刚刚赶到曹八集，就被沿运河西岸北进的华野第十一纵队一举全歼。

莫言大道人难得，自是功夫不到头。就这样，大战尚未开始，由于黄百韬不谙战争中兵贵神速的真谛，浪费了两天时间，结果落得一个军、二个师被歼，其余四个军则被团团包围在碾庄圩地区的可悲下场。

“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粟裕作为战区卓越的指挥员，是个心雄万夫，胸纳宇内，气吞山河之人。

此时，他考虑的不仅要吃掉黄百韬兵团的十多万人，而且要力争吃掉整个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80万人的问题。

11月9日，他和陈士榘、张震作出歼灭黄百韬兵团于运河以西的作战部署，并向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中原局报告：“现刘峙有以徐州为中心与我决战模样，正在调整部署，实为歼敌良机。”

当天下午，中央军委采纳粟等人的建议，作出“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的战略决策，接着又复电指出华野“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

11月10日，中央军委接连发出三份电报，指令中野集中四个纵队攻取宿县，控制徐蚌段铁路，切断徐州之敌南撤通路；指令华野以勇猛神速手段歼灭李弥兵团，切断黄百韬兵团西撤通路。三电皆以“至要至盼”为结语，真是言之谆谆，用意急切！

11月11日，粟裕指挥华野部队完成对黄百韬兵团的分割包围，切断了该兵团西撤通路，并且根据战场态势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用六个纵队围歼黄百韬兵团，用七个纵队阻击徐州东援之敌。

这时敌情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黄百韬处境危急，蒋介石匆忙解救。

11月10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作出决定：要杜聿明连夜赶到徐州就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敌指挥部主任，指令黄百韬“固守待援”，指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迅速东进，黄维兵团立即向徐州开进。

然而，蒋介石及其手下将领幕僚仅仅发觉华野“有包围歼灭黄兵团之企图”，并未察觉歼灭其江北主力于徐州地区的整个战略意图。

杜聿明后来兵败被俘回忆说：“他们(指顾祝同等人)并未料到解放军以有一半以上兵力担任阻击打援，并准备在淮海战役中实行战略决战，消灭国民党军。当然我也未料到这点。”

四、唐亮上将回忆淮海战役：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夺取胜利的保证

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的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的淮海前线总前委的组织指挥下，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中原、华北地方武装一部，用65天时间，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55万余人的巨大胜利。这是解放战争中战略决战的最大战役之一。它不仅大量歼灭了国民党的主力兵团，解放了长江以北苏、鲁、豫、皖广大地区，而且大大加速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进程。它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淮海战役在战役组织指挥、政治思想工作以及后勤保障、支援前线诸方面的成就，为我们研究现代条件下大兵团合同作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特别是广大军民决战决胜的坚强信念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已经并正在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鼓舞人们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奋发向前。

这次战役虽已胜利结束37个年头，但当年激战的情景仍然留在我们的心里。每当我踏上当年淮海战场，或接触到淮海战役的史料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反复回忆往事，深切怀念领导和指挥我们华东野战军的陈毅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副司令员、谭震林副政治委员，以及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的数以万计的烈士，特别是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的情景和人民群众支前的动人场面，又在我脑海里重新涌现，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淮海战役》一书，这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我作为当时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应约写有关淮海战役政治工作方面的回忆文章，是义不容辞的。

淮海战役中的政治思想工作，集中反映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主要经验和优良传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强烈的战斗性、广泛的群众性和积极的创造性。它紧紧围绕着把国民党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地区，加速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进程这个总目标，结合战役发展和指战员思想的变化而进行，使政治思想工作同军事活动融为一体，做到广大指战员的心窝里，渗透在各种战斗活动中。淮海战役胜利的实践证明，我军战斗力的决定因素是人，是指战员的阶级觉悟、胜利信念和勇敢不怕死的精神，以及掌握使用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水平的提高。而这些因素的充分发挥和提高，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

战时政治工作范围广、内容多，涉及敌我友、军政民各个方面，贯穿于战役始终，具体到一人一事，且情况复杂多变，针对性和时效性要求高。整个淮海战役的政治工作，是野战军各级政治机关、政治干部和各级指挥员以及广大战斗员共同进行的。他们在实践中创造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本文，不可能反映整个淮海战役中政治工作的全貌，只是就实施战役政治思想指导方面的几个问题作些回顾。

一)、认清形势任务，统一决战思想

粟裕在淮海战役前对干部进行政治动员

淮海战役，是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对我极为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解放区日益扩大，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有了发展，翻身农民踊跃参军支前，到处生机勃勃。在军事上经过两年浴血奋战，特别是1948年夏季、秋季攻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军总兵力由战争初期的430万人，下降到290万人左右，而我军则由原来的120万人，上升到300万人。战场形势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北线，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东北全境业已解放；华北国民党军正在收缩，华北野战军正配合东北野战军逐步形成对北平、天津的战略包围；西北野战军的连续攻势，迫使胡宗南集团退守关中一隅。在南线，华东、中原野战军取得一连串胜利，豫东战役成为外线作战的一个转折点，特别是济南战役的胜利，打乱了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迫其退守以徐州为中心、东至连云港、西到砀山、北至临城、南到蚌埠的陇海、津浦铁路十字架上，妄想与我们进行淮海决战，以摆脱其被动挨打的困境。这些，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与此相反，国民党由于军事上连遭惨败，士气低落，人心动荡，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经济萎缩，人民反蒋运动空前高涨，使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到了摇摇欲坠的边缘。

为更快地夺取全国胜利，1948年9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发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伟大号召，提出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9月25日，中央军委批准华东野战军关于在南线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10月11日，毛主席亲自制定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要求华东、中原军民，集中全力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将其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为尔后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创造有利条件。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号召，是伟大战略行动的起点。但如何把中央军委的决战思想、作战方针变为部队的行动，取得战役全胜，需要各级作艰苦的努力。为此，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和各级政治机关、政治干部，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淮海战役的全过程中，反复进行了形势任务教育，认真贯彻进军思想，宣传军队向前进的战略方针，说明决战形势、战役重大意义、作战指导思想和取得胜利的条件，不断地提高认识，增强必胜的信心。

在当时紧张、连续的作战中，军政领导十分协调，办事效率很高。淮海战役期间，陈毅司令员在总前委，和中原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在一起，掌握战役全局，统筹指挥一切；谭震林副政治委员主要在山东兵团；经常到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只有主持华野全面工作的粟裕副司令员、陈士榘参谋长、张震副参谋长参与协助，我也经常在指挥部那里。中央军委、毛主席、总前委有什么命令、指示，战役过程中出现的重大变化和所属部队请示提出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华野前委几个同志立即商量，有针对性地提出贯彻、处理的意见，很快就用电话、电报或文件传达下去。属于政治工作方面的，我和钟期光副主任以及有关部门研究一下，除采用电话、电报和简短文字指示外，还通过《人民前线》报或新华社华野总分社发布消息等形式，及时地向下传达布置或公布出去。

紧张、连续的战时政治工作的特点，要求政治机关、政治干部高度紧张、灵活多样、不间断地进行工作。当时，华野政治部和各纵队以及师、团政治机关组织精干，办事效率较高，工作作风明快，能迅速领会和掌握上级指示意图，结合部队实际情况，加以阐明和具体指导。在战役过程中，团以上政治主官经常带领机关干部，深入连队进行调查研究，向上反映情况，帮助基层做好战时政治工作，协助处理各种疑难问题。部队政治干部，既同军事指挥员一道组织、指挥战斗，又能取得指挥员的协同，带领广大干部和战士骨干，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及时进行战前动员准备、战场宣传鼓动、战后总结经验等活动，工作主动灵活，日夜操劳，备尝艰苦，不少同志负伤流血、光荣牺牲，值得水色纪念。

淮海战役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要广大指战员认清形势，认清为何而战、为谁而战，保持高昂的战斗情绪，保证中央军委、毛主席战略决战思想的贯彻和整个战役计划、命令的坚决执行，鼓舞广大指战员勇敢战斗，去夺取战役的胜利。战前，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于1948年10月，在山东曲阜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党中央九月会议精神，学习毛主席关于“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重要指示，研究落实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具体部署和行动方案。到会的师以上干部认识到，再用一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条件已经成熟，淮海战役是我军在长江以北与国民党军进行规模最大的战略决战，此役胜利，不仅能解决江北问题，而且可以为下一步渡江作战创造有利条件。接着，在华野全军认真贯彻曲阜会议精神，反复进行了以“军队向前进”为中心内容的形势任务教育，使战略决战的思想成为全体指战员奋斗的目标和行动的准绳。战役第一阶段，毛主席发出“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的指示后，我华野政治部结合当时战况，立即发布了《为全歼黄百韬兵团的政治动员令》，要求各部队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英勇战斗，连续作战的优良战斗作风，敌人跑到哪里，就追到哪里，将其歼灭在哪里。战役第二阶段，遵照毛主席关于“全力歼灭黄维”兵团的指示，华野前委发出政治动员令，除派四个纵队参加围歼黄维兵团外，要求部队不惜任何伤亡，全力以赴地阻击包围由徐州南逃的杜聿明集团，以确保中原野战军围歼黄维兵团时的侧翼安全和阻敌逃往江南。战役第三阶段，在包围了杜聿明集团之后，为配合平津战役，稳住平津之敌，遵照军委关于暂缓对杜聿明集团攻击的命令，华野各部开始进行战地休整，学习毛主席关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进一步增强了革命自觉性和必胜的信念，树立了为人民解放事业贡献一切力量和打到底的思想。这些为夺取淮海战役胜利，以及尔后的渡江作战，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思想教育的成果，还要落实到战时杀敌立功的行动上。华野部队的立功创模运动，早于1946年下半年就开展起来了，它是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广大指战员自觉开展起来的，经过领导机关总结推广，成为战时政治工作一项经常性的内容。对在作战中功绩卓著的以及在战勤等各项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采取群众评议、领导批准相结合的方法，评为战斗英雄、模范或记功，做到论功行赏。第四纵队等单位还开展了“随记、随报、随评”的“火线评功”运动，做到及时表彰先进、传播经验与鼓舞士气。淮海战役中，我华野部队的立功运动得到更广泛的开展，整个战役期间立功的人有数万人，大大激发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实践告诉我们，正确地认识和估量形势，不仅是作出正确决策的重要前提，也是启发革命自觉，统一思想，鼓舞斗志，把领导意图变为群众自觉行动的重要环节。在革命转折关头和战前以及战役战斗过程中，深入进行形势任务教育，使广大指战员，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明白斗争环境和发展趋势，深刻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本身任务，从而达到政治思想上团结统一，军事行动上协调一致，这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教育效果非常明显。华野前委通过曲阜会议，以及对这次会议精神的贯彻，统一了野战军的高级干部以及广大指战员对形势任务的认识，增强了胜利信心，成为夺取淮海战役胜利的强大思想推动力。可以说，不断地进行形势任务教育，是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之一，也是我们实施思想指导的一条重要经验。

二)、严格组织纪律，加强团结协同

淮海战役，是由华东、中原两个野战军和华东、中原、华北地方武装一部共同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协同作战。其参战兵力之多、歼敌目标之大、战场范围之广、情况变化之快、作战时间之长，都是空前未有的。这就要求所有参战部队必须具有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协调一致的行动，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积极作战，主动配合，为夺取全战役的胜利而战。而要做到这些，除统一作战思想、建立统一指挥和部署之外，严格组织纪律是十分重要的。当时胜利发展的革命形势还告诉我们，夺取全国胜利就在眼前，我们的党将要成为领导全中国的执政党，随着战争的胜利、新解放区的扩大，我军将要进占城市，参与管理城市，这种形势也迫切要求我们以极大的注意力，来克服一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习气，严格执行党中央和地方党委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规定，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建设者的思想，来对待新解放的地区、城市和设施。因此，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教育，使部队干部战士自觉地遵守组织纪律，就成为当时政治工作的重要一环。

在十月召开的曲阜会议上，华野前委依据中央部署，加强纪律性是会议的中心内容，发动与会的师以上干部谈认识，摆问题，查根源，开展热烈的讨论，进行严肃认真的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作出了《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党内无纪律无组织无政府状态的决议》。这次会议，意义重大，在华东野战军建军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在华野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中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反响。大家认识到：纪律是巩固党的团结统一、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保证。只有加强纪律性，才能保证全党全军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才能加强全党全军的团结和保证革命的胜利。同时联系实际，检查确实存在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现象，为自觉地遵守纪律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随着曲阜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各兵团、各纵队、各师党委都依据党中央的指示要求，认真检查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从而较好地克服了那种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对党中央的政策、指示缺乏认真研究，以及本位主义和盲目的山头主义等妨碍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思想偏向，使华野全军的组织性、纪律性有了很大的加强。这对于调整和改善内部关系，增强战略全局观念和战役整体思想，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以及保证党的各项政策在新区贯彻执行，促进部队建设，都起到重大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时部队组织纪律性的最高标准，集中到一点，就是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以大局为重，不惜牺牲局部，不怕吃亏“啃硬骨头”，不怕打消耗大、缴获少的阻击战，勇挑重担，主动配合，密切协同，胜利时不争功，受挫时不抱怨。这在大兵团联合作战中显得特别重要。对此，华野政治部遵照陈、粟、谭首长的指示，在抓好战场纪律与党的政策在新区落实的同时，重点抓了顾全大局、加强两大野战军之间团结协同的问题。

华东野战军同中原野战军在战场上直接配合作战，早在1947年七八月份就开始了。那时，我同陈士榘同志指挥华野五个纵队挺进鲁西南，分散重点进攻山东的国民党军，保证刘邓大军集中整训，随后掩护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刚会合时，我们以华野政治部的名义，于7月30日向各纵队发出电报，就与刘邓大军会师时应注意的问题提出要求，强调要学习刘邓部队的好思想、好作风、好经验，尊重刘、邓首长的领导，增强部队之间的团结协同，坚决完成作战任务。在淮海战役中，华野政治部又专门下发指示，《人民前线》报发表社论，说明淮海战役的胜利，必须依靠两大野战军的团结一致，协同配合。要求部队发扬团结友爱精神，虚心向中原野战军的同志们学习，把本位主义、妨碍团结的行为，看作是违反纪律的原则错误，应受到及时的批评与纠正。

有了战略全局的新观念，就会有团结协同的高姿态。在淮海战役进行的全过程中，两大野战军同心协力，坚决执行军委、毛主席和总前委的命令指示，叫打就打，叫停则停，无论担任主攻，还是执行牵制任务，不讲价钱，不讲条件，积极主动，圆满完成任务，从而保证了全战役的胜利。就华野而言，战役第一阶段，在中野的积极配合下，尽快地歼灭黄百韬兵团，争取了战役主动。战役第二阶段，北阻邱清泉、孙元良兵团由徐州南逃，南面接替中野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从蚌埠北援，并先后以四个纵队参加打黄维兵团，配合中原野战军很好地完成了歼灭黄维兵团任务，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制定的“南北对进、打通徐蚌、三路会师”的计划。战役第三阶段，为了配合平津战役，先是遵照军委命令，对从徐州逃至陈官庄地区为我包围的杜聿明集团余部“只作防御，不作攻击”，在两星期内未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到1949年1月初，平津之敌已被我包围，华野奉命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时，在中野主力作为战役总预备队的坚强保障下，胜利地歼灭杜聿明集团余部，从而结束了淮海战役。

由于部队组织纪律性的加强，执行命令的坚决性、战胜敌人的顽强性、克服困难的忍耐性大为增强。在长达两个多月的连续战斗中，广大指战员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高昂的战斗情绪，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战役第一阶段，我华野各部急行军追歼逃敌，渡河涉水，忍饥耐寒，不顾疲劳，不怕艰险。九纵二十七师七十九团二连一排10名勇士，不顾河水冻沏骨肉，奋勇跳入水中，用肩膀、双手撑起木梯，搭起一座“十人桥”，使全营迅速通过一条3丈多宽的河流，不失时机地追击敌人。在战役第三阶段，部队卧冰踏雪，冒着严寒与敌奋战。有的几次负伤不下火线，有的耳朵震聋仍参加总攻；有的在紧急情况下慷慨捐躯与敌同归于尽。这些英雄行为和动人事迹，真是不胜枚举。

部队纪律性的加强，还表现在能正确执行新区政策、城市政策和战场纪律。指战员们在你死我活拼搏的战场上，严格执行缴获要归公的政策，乃至拒绝俘虏私送的珍贵物品，被誉为“仁义之师”。特别是指战员们看到全国就要解放，曙光就在眼前，逐步树立了主人翁的态度和建设新中国的思想。在新区，尤其在新区城市，人民政权尚未建立，物质供应不便，生活习惯又不一样，群众对解放军还不够了解的情况下，仍能自觉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公共财产。第一纵队第一师在江苏邳县以南窑湾追击战中，二团有个战士挖枪眼碰破了房东的镜子，竟赔了钱。他在留下的一个字条上写道：“房主人，对不起。我因打墙洞射击敌人心急，机枪脚碰坏了你们梳妆台上的镜子，现特按价赔偿。请原谅。二团八连战士朱胜明，十一月十日中午。”房东回来发现后，坚决不收，连钱带字条一起送回了部队，在当地群众中成为美谈。我军尔后渡江进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能模范地执行政策纪律，涌现出一批像“南京路上好八连”那样的先进集体，与淮海战役前后加强组织纪律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三、坚持边打边建，增强再战能力



淮海前线指战员在作战间隙阅读《》刊登的毛主席撰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受到极大鼓舞。

淮海决战，敌我双方集中了140余万兵力，使用当时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采取一切可以采用的手段和多种作战方法，连续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激烈战斗，部队疲劳，大量减员，是其他战役、战斗所无法相比的。可以说，淮海战役是力量的决战、意志和耐力的较量。我军能在激烈的连续作战中，愈战愈勇，愈打愈强，以60万人同国民党军80万之众的作战中，取得歼灭其55万余人的伟大胜利，在作战过程中坚持边打边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军队边打边建，就是边打边组织，边打边补充，搞好基层建设。从政治工作方面来说，反复进行政治动员，及时宣传胜利消息和战局发展，坚定胜利信心，不断加强思想建设，表扬艰苦奋斗、英勇作战、不怕伤亡、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抓好作风建设，同时还重视抓干部缺额补充、党组织建设和“随俘随补，随补随战”，从而在伤亡较大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相应的满员、高昂的战斗热情和强有力的持续作战能力。

战时基层干部伤亡大，及时得到补充对保持部队持续作战能力关系极大。当时，大批基层干部从何而来呢？淮海战役实践的经验有三条：第一，采取“群众推荐，党委审查委任”的方法，“战前领导确定预提对象，战中随缺随补”，“边打边提，随缺随补”。这是连续战斗中，及时补充基层干部的基本方法。华野各部队在“大胆提拔，宁弱勿缺”的口号下，只要作战勇敢，对人民解放事业忠诚，又讲究战术，都可以大胆破格提拔，缺了就补，随缺随补。一些连队在作战中干部伤亡大，甚至有的连队基层干部全部伤亡，就选拔优秀的班长当排长、副连长、代理连长。在火线上一天连升两三职的不为罕见。第二，注重从英雄模范人物和优秀战士中选拔苗子，采取“代理”、“见习”、当“第二副职”等方法，培养基层干部。他们经过锻炼，很快具有与本职相适应的组织指挥能力，能随时任用补缺。第三，有计划地保存干部。在进入战斗时，分队干部不宜太多,要抽调部分副职做战勤工作或集中训练。这样，既可避免基层干部过多伤亡，又便于随时归队补充。通过火线提拔、尽快培养与有计划储备相结合，较好地解决了干部缺额问题，保证了战时的急需。

党的基层组织的边打边建，是保持连队作战能力的关键。这不仅仅因为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在战时特别重要，还由于战斗伤亡大，减员过半的连队必须进行火线编并，有的刚调整好，由于战斗残酷，又要进行新的整顿。在淮海战役中，党组织的整顿工作有两方面的发展：一是标准上有了新观念。衡量一个人够不够入党条件，主要看他战斗中的勇敢精神，能勇于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与敌人决斗。这是最高贵的革命品质，所以火线入党把作战勇敢列为第一个条件，纠正了把那些作战勇敢而平时有些小毛病的人拒于党组织门外的做法。二是形式上有了新方法。比较普遍地开展了群众推荐党员的活动。就是在基层进行形势教育和开展诉苦运动、立功创模运动等活动的基础上，使党员和非党员的阶级觉悟提高，对共产党的认识加深，真正感到做一个共产党员是无上光荣的，在战斗过程中自己申请入党或群众推荐入党。不少先进分子在火线入党，有的负了重伤，奄奄一息还要求入党，有些牺牲的战士口袋里还装着入党申请报告，这其中许多被追认为共产党员了。这样，不仅提高了党的威信，也保证了党员的质量和数量。第二纵队在淮海战役中，火线发展党员达1124名，使基层始终保持有30%左右的党员队伍，保证了战斗任务的圆满完成。

淮海战役中溶俘数量之大，速度之快，效果之好，是从来没有过的。这里除了工作之外，当时形势对我们进行溶俘极为有利。战局的胜利发展，国民党军队士兵的思想起了巨大变化。他们深深知道蒋必败、我必胜，又懂得我军的俘虏政策，知道共产党是领导穷人闹翻身求解放的，所以一经教育，思想就能很快转变过来。当然，要把俘虏中少数老兵油子的思想转变过来，那是要做许多艰苦细致工作的。

四、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军



淮海战役中，我军对愿意回家的被俘国民党士兵发放路费。

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我军胜利的历史证明，军政兼施，密切配合，在军事打击的前提下，对敌实施强大的政治攻势，其威力是巨大的。

淮海战役中，我军重视对敌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声势大，办法多，形成群众性的运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特别是国民党徐州“剿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三个半师及国民党第一一0师师长廖运周等率部举行战场起义，动摇了国民党军徐州战场的军心和整个营垒。在战役全过程中，南北两线争取国民党军整军、整师、整团、整营的集体投降者，共四万余人。这个数字是空前的。它对歼灭淮海战场的国民党军，活捉杜聿明，起了重大作用。淮海战役中对敌开展政治攻势，效果如此之好，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要的一条是各级党委、首长亲自掌握，政治机关具体指导督促，把握好开展政治攻势的有利时机。辽沈战役的胜利、平津战役的进行及其他战场传来的捷报，特别是淮海战场国民党军接连被歼，使被围在陈官庄纵横不到十多里的杜聿明集团余部军心涣散，动摇绝望，加之当时正值严冬，气候恶劣，雨雪交加，缺粮、缺柴，官兵饥寒交迫。粮食的配给量，每人每天从开始一斤米，减少到四两、二两，直至颗粒不发，靠宰杀牲口，找山芋藤、麦苗充饥；柴草烧完了，靠拆房子、挖棺木，烧马骨、子弹箱御寒。当时国民党军官兵躲在战壕里，避弹洞里，没有吃的喝的，没有铺的盖的，伤兵在惨叫、呻吟，冻死饿死者暴尸于冰天雪地，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也为我军开展政治攻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央军委根据形势发展，于12月16日指示我华野在进行战场休整的同时，向杜聿明、邱清泉、李弥余部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第二天，即12月17日，毛泽东同志又亲自为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遵照军委指示，华野前委和华野政治部认真部署，对包围圈内的杜聿明集团开展了连续不断的、上下结合的、强大的政治攻势。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谭震林副政治委员两次联名写信给杜聿明等，劝其立即下令停止抵抗。野政宣传、敌军工作部门拟写了宣传口号、喊话材料，为部队开展“攻心战”提供了“弹药”，有力地推动了华野全军群众性的火线劝降、瓦解敌军活动的开展。

其次，严密的组织分工，认真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进行。为了开展群众性的政治攻势，第一线的团普遍建立了政治攻势指挥所，一般由政治处主任或副主任负责，加上纵队和师政治机关下去的干部组成。他们研究敌情，具体组织开展政治攻势，直接掌握情况，并及时上报。还设有投诚人员招待所，负责收容投诚人员，照顾其生活，调查了解情况，争取和训练投诚士兵。在连队，设有政治攻势小组，由副指导员负责，选择几名文化水平较高的老兵或解放战士参加，进行喊话及其他攻心活动。经验证明，政治攻势针对性的加强，就能攻到要害上，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再次，创造了许多群众性的宣传形式和攻心战术。最常用的有：一是阵前喊话，宣传我军胜利形势和优俘政策，交代投诚办法和路线，劝其弃暗投明。发动投诚人员进行现身说法，效果更好。二是送信劝降，有组织地派遣投诚人员，携带我部队首长或高级战俘的劝降信，返回敌阵劝降。三是施放宣传品，用六0炮、弓箭等将传单、“招待证”、“通行证”等射向敌方阵地。四是设立标语牌，在阵地前沿用白布或草席设立大幅标语、宣传牌，书写标语口号。五是夜送礼物，将装有食品、香烟的“救命袋”、“新年礼品”，趁夜暗送向敌方阵地。六是结合实际宣传，如我军开饭时，战士们敲着碗、盆对几十米外的敌方阵地喊：“喂！吃饭了，过来吧，解放军给你们饭吃！”到夜里，战士们又喊：“国民党军兄弟们！你们冷吗？你们饿吗？你们受冻挨饿为的什么呀？快过来吧！”有的单位文艺战士还在风雪之夜，演奏《白毛女》、《孟姜女》等悲曲。这些简便易行的办法，都有利于瓦解其军心斗志，削弱其战斗力。一个叫张寿德的国民党军士兵，听了我军三次宣传，就打死其班长，跑了过来。他说：“听了你们喊话，我便想起了父亲被蒋匪活埋，自己被抓丁的仇恨，我哭了一场，便下决心过来了。”

所有这些都说明，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对淮海战役的胜利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